1、“.....内容较为博杂，然评判的标准大体不离‚资官方‛与‚备掌故‛，即看重史书的资政意义，关注史书的考证水准及其史料价值。至于史书的文字表述断限等问不关诸天下也。夫必从天下论其势，而又必求之于身为将相之人，则是书所以握天下安危之机者，体气大而措注远，诚治平之龟鉴也。两相比较，目了然，周中孚仅增加了吴甡的字号籍贯和仕履，介绍了历代所选将相人数，其他则出自李清序。周中孚评论史部地理类，表彰其中有功于国计民生之书，比如河渠门，治河图略便是这样部书‚考论古今来河流变迁之故与浚治之术，而知其有无不可为之理，亦当时拯溺之助也‛。而吴中水利全书‚指陈详切，有用之言‛。周中孚评金友理撰太湖备考，吸取吴曾的序言，略加删改，称‚其于太湖穷源竟委，于水口及诸山验通塞，计远近，别要害，兵防则备录奏议，田赋则详核地亩。至于古迹附会淫祠滥祀及切周中孚之口......”。

2、“.....经查证，郑堂读书记史部提要关于作者生平仕履在目录书中的著录情况版本等，参考了库全书总目等目录书，也有些是自己经眼泛览与稽考所得。关于史书编纂旨趣和思想学术价值的评鉴，不少是抄录原书序跋凡例和他人的评论。这里略举数例以见大端。探究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史部提要史学论文。郑堂读书记关于安危注的提要全文如下明吴甡编。甡，字鹿友，号专愚，兴化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库全书存目。专愚以汉陆贾有‚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之言，因备载千数百年之将相，以身系天下之安危者，而论次其事。凡汉十人，晋人，唐十人，宋十人探究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史部提要史学论文部书中搜求，自言寡闻，固矣，然并旧唐书亦绝不参对，为太省事耳。其指摘却亦有精当处‛云云，也源于十史商榷。‚诚后代作史者所当鉴也。中间纠正书事不实体例不当处，固难为欧宋两家解，然亦有率意掊击......”。

3、“.....亦有因字笔误，过于辞费者，顾其论之正者，则固未可没也‛，抄自卢文弨的新唐书纠谬跋。郑堂读书记关于魏书的提要中最有思想性的段文字‚余谓魏收手笔虽不高，亦未见出诸史下，而被谤独甚，乃其后改修者甚多，而总不能废收之书，千载而下，他家尽亡，而收书特存，虽有残阙，不掩全美，岂非其精神命脉，自能贯注于千古者欤‛显系抄撮王鸣盛之说而稍加变化。此外，郑堂读书记中关于汉纪资治史家与史书，与他多年的积累和目录学文献学功底有关。但细读之，却发现周中孚所撰史部提要，实亦有所凭借。周中孚援引他说，有的随文注明，但也不乏径录者，使人误以为凡未作说明者即出自周中孚之手，尤其是些冠以‚余谓‛‚今观‛‚按‛之类的论述，更似出自周中孚之口。这就有必要考察郑堂读书记史部提要的史源。经查证，郑堂读书记史部提要关于作者生平仕履在目录书中的著录情况版本等，参考了库全书总目等目录书......”。

4、“.....关于史书编纂旨趣和思想学术价值的评鉴，不少是抄录原书序跋凡例和他人的评论。这里略举数例以见大端。探究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史部提要史学论文。主要依据了赵翼廿，以身系天下之安危者，而论次其事。凡汉十人，晋人，唐十人，宋十人，而不录魏吴南北朝代，盖以安危之势，域在偏隅，不关诸天下也。夫必从天下论其势，而又必求之身都将相之人，则是书所以握天下安危之机者，体气大而措注远，诚治平之龟鉴也。前有宝应乔可聘兴化李清序，后有其子先复跋。这条提要有纵论天下之气势，读来也气呵成。但很遗憾，它并非周中孚自撰，而是抄录自李清的安危注序。李序如下汉陆生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此欲曲逆交欢太尉，以削平吕氏，为时之将相言耳。而专愚氏备载数千年之将相，以身系天下之安危者，而论次其事。为代有，自两汉而晋而唐而宋，以国之蜀连于汉而不录吴魏，又不及宋周中孚评论史部地理类......”。

5、“.....比如河渠门，治河图略便是这样部书‚考论古今来河流变迁之故与浚治之术，而知其有无不可为之理，亦当时拯溺之助也‛。而吴中水利全书‚指陈详切，有用之言‛。周中孚评金友理撰太湖备考，吸取吴曾的序言，略加删改，称‚其于太湖穷源竟委，于水口及诸山验通塞，计远近，别要害，兵防则备录奏议，田赋则详核地亩。至于古迹附会淫祠滥祀及切荒诞之说则尽削不录，视彼贸贸然作志，惟详古刹名园之兴废，博收嘲风弄月之篇章者，相去远矣。‛周中孚反复申述的，其实只有个意思，即‚有用‛才是史书的价值所在。对于名教的推崇，也是周中孚以史资政思想的个重要表现。辑录贞女张，非茫无见识之人。周中孚取他人之说代己立言，表明他接受认可这些说法。而且，从郑堂读书记稿本上的修改痕迹来看，周中孚生前也已自觉地删削了‚抄撮序跋之成文‛。综上，周中孚采择诸史，撰成提要，与‚剽窃之陋‛不可混为谈......”。

6、“.....内容较为博杂，然评判的标准大体不离‚资官方‛与‚备掌故‛，即看重史书的资政意义，关注史书的考证水准及其史料价值。至于史书的文字表述断限等问题，虽也论及，却不是他论史的重点。周中孚将‚于治道有关‛的史书称之为‚有用之学‛和‚有用之书‛。何谓‚用‛主要是指考古鉴今彰善瘅恶。他推崇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认为此书‚有其人之身也。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批评班固及其追随者，‚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周中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借郑樵之语反戈击。郑樵图时口快，留下了历史的遗憾。千载之下，周中孚沾沾自喜，以为击中郑樵要害，殊不知自己并不比郑樵高明，相反，在史学批评的偏执上，他们并无样。对宋学笼罩下的明代史学，周中孚毫无好感......”。

7、“.....是续文献通考谥法考十卷，是谥法通考十卷。王圻编纂谥法通考的初衷是‚续文献通考尝益谥法目，以补马贵与之缺，例仍旧贯，未及皇朝。今镜则不足也。元明之际，以制义取士，古学几绝，而有明百年，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讲章为经学，以类书为博闻。长夜悠悠，视天梦梦，可悲也夫,‛总之，‚经术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于汉宋之争，江藩以为‚近今汉学昌明，遍于寰宇，有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江藩所说，不免门户之见，引起方东树作汉学商兑反驳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初刻于嘉庆十年汉学商兑初刻于道光年。周中孚恰在这时间段内撰写郑堂读书记。汉学与宋学的激烈对抗，不可能不触及周中孚的思想之弦。尽管嘉道年间汉宋之争的白热化，预示着由‚汉盛宋衰‛转而宋学‚复兴‛，并走向汉宋调和。但郑堂读书记中汉宋调和正史篇外，悉行以骈偶，尤不能畅所欲言，是亦其短也......”。

8、“.....而且说史通‚专学文心雕龙体格‛‚不能畅所欲言‛，也不符合事实。陆深的南巡日录和北还录因‚案日纪载，兼起居注游记而之，并论及史事，考及金石刻，录及内阁诸老历官年月‛，故‚有裨于考证‛。同样是陆深的著作，史通会要却被讥笑为‚误用其心思矣马足尚不能数，何足与言史通哉‛可见，周中孚不是对陆深有偏见，而是对史评不以为然。明人凌稚隆辑史记评林，搜罗百家，‚林然若列瑰宝于肆而探之也‛。通过汇辑历代有关史记的繁富批评，展示了史学理论的发展，功不可没。周中孚却以为‚其书之可取者，转在于正文及注‛，至于‚其探究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史部提要史学论文于经济‛，这里的‚经济‛是经邦济世之意。‚有用之书‛即便不是名作，周中孚也予以特别关注。武功县志‚著官师以善恶之迹，则又辞兼史法，意寓劝惩，诚为特绝之作‛。吕本中的官箴‚所载皆当官之法，凡十则，篇帙无多，而语皆明切，虽曰官箴......”。

9、“.....此其所以为吏治之津梁，而官方之龟鉴也。‛蓝鼎元的平台纪略‚总以垂戒为主，使守土之官，兢兢业业，顾畏民碞，奸顽之辈，革面革心，共兴仁让。此有关世道之文，非仅见其史才之大概者也。‛李东阳的新旧唐书杂论‚垂戒人主，至为深切‛。这些评论是从为官之道和垂戒君王的实用性上肯定史书价值。探究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史部提要史学论文后复抽出是考，另编为书，目曰谥法通考，并别创凡例，冠诸卷端，以掩饰人之耳目。明人之居心如此，无怪近代诸家痛加丑诋也。然前有万历丙申应天巡抚赵可怀序，明言其辑有续文献通考凡若干卷，就其中抽‚谥法‛种另梓云云，本不为其所欺，莫谓明无人也。惟是赵序所云，于本书则甚确当，而于凡例则大相剌谬，正可去之以灭其迹，乃反表而出之于前者，盖此书每卷俱列‚赵可怀校正‛行，以增重其书，乌可不载其序，故并其出身官阶俱具列之，以耸人之观看云平心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