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弗里德兰德提出关于纳粹历史的‚正常化‛书写在定程度上会丧失它的‚道德化‛，也就不足为奇了。随着‚宪法爱国‛的呼声愈演愈烈，随着对德国历史的重新定位，德国社会对于大屠杀本身的关注也开始下降，进而表现出种平淡化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弗里德兰德的告诫和提醒在世纪年代的德国社会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布洛撒特和弗里德兰德关于纳粹主义‚历史化‛和‚道德化‛的争论，从表德国民众应该有种全新的自我意识，包括成就感责任感，同时还要有对德意志民族和德国历史的爱国感。科尔的这提法针对是前个阶段，即十年代的联邦德国，这时期又被称为‚精神和政治危机‛时期。自年月维利勃兰特上台后，联邦德国进入了社民党和自民党联合执政时期，以批判和反思为主基调的纳粹历史克服之路拉开了大幕。当时的德国总统古斯塔夫海涅曼在年月日纪念德意志帝国建立周年的全德广播电视讲话中强调‚百年帝国这不是意味着次凡尔赛......”。

2、“.....年和年，这还意味着奥斯维辛斯大林格勒以及年的无条件投降。‛这是战结束后，德国官方首次提出从德意志历史中寻求第帝国产生的根源，从而使得德意志帝国到第帝国之间的种连续性命题成立。在这种情况下，用‚德意志特殊道路‛理论阐释纳粹历史的话语体系得到认可，并最终成为年代‚联邦德国历史政策的基础共识‛。在这共识之下，德意志民族主义被淡化了，联感受与经历仅仅被认为是对客观世界的被动反应，人的主观世界因此受到了社会史研究的忽视，甚至是全面的否定。可以说，社会史学派存在‚重客观世界轻主观世界重宏观史学，轻微观史学重理论分析轻故事叙述的特点‛。年，汉斯乌尔里希韦勒的德意志帝国和于尔根科卡的战争中的阶级社会首次提出了从概念上解析德国社会的研究模式年，韦勒的现代理论与历史跳出了历史学的思维范式，涉及了很多社会学的内容。而年出版的，韦勒的德意志社会史作为社会史研究的抗鼎之作......”。

3、“.....把社会分成政治统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个部分来论述的。因为这学派的代表人物韦勒和科卡都出自比勒菲尔德大学，所以他们又被称为‚比勒菲尔德学派‛。到了世纪年代社会史学已经在德国历史研究中占据了上风。布洛撒特支持社会史学派。他认为，纳粹主义历史化争论背后的思考探究史学论文和政治危机‛时期。自年月维利勃兰特上台后，联邦德国进入了社民党和自民党联合执政时期，以批判和反思为主基调的纳粹历史克服之路拉开了大幕。当时的德国总统古斯塔夫海涅曼在年月日纪念德意志帝国建立周年的全德广播电视讲话中强调‚百年帝国这不是意味着次凡尔赛，而是两次凡尔赛，年和年，这还意味着奥斯维辛斯大林格勒以及年的无条件投降。‛这是战结束后，德国官方首次提出从德意志历史中寻求第帝国产生的根源，从而使得德意志帝国到第帝国之间的种连续性命题成立。在这种情况下......”。

4、“.....并最终成为年代‚联邦德国历史政策的基础共识‛。在这共识之下，德意志民族主义被淡化了，联邦德国社会开始承认‚超民族性‛，接受强制改造后的民主政治秩序，对纳粹历史的批判意识也占据了社会的主流。鉴于当时联邦德国社会的这形势，布洛撒特认为，‚战后段时期德发了人们对于纳粹历史的思考和争论。历史主义转向批判社会史学的史学背景从年代的早期开始，联邦德国在对待大屠杀和纳粹主义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即动机派和功能派。两派在对大屠杀认识上的争论焦点是，‚犹太人最终解决‛的决定权是如何产生的动机派认为，希特勒在执政之初，就把最终解决‚下等人‛作为其终极目标，并步步付之实施。弗里德兰德属于动机派，他认为希特勒个人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在大屠杀事件中所起到了主导作用。功能派则认为，对于犹太人政策的不断加剧实际上是纳粹不同部门竞争所引发的，并导致了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

5、“.....他个人的世界观在对犹太人的政策中并没有发挥很大作用。布洛撒特属于功能派，他认为，对大屠杀和纳粹主义的反思要突出对当时社会结构和政权内部演变德兰德直执着于对自己犹太人根源的追寻，并积极参加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活动。年，他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并在日内瓦大学的历史系获得博士学位。出任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兼院长，年出任加利福尼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并在世界多个著名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也曾是德国历史杂志历史与记忆的创刊人和负责人。弗里德兰德生都致力于犹太历史和大屠杀的研究，尤其关注大屠杀中受害者的声音。而年代由科尔提出的‚精神与道德转折‛，试图在新的阶段，在联邦德国内部塑造种全新的历史意识和社会认同。以‚正常性‛为导向的历史政策开始着力渲染德意志历史中的积极方面，努力为年轻代的德国人重新塑造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

6、“.....但随着年代中期，科尔的以色列之行比特堡事件和博物馆计划之争等些事件的发生，德国社会对于保守主义所引导的这种历史政策开始警觉。所但问题在于，历史学家是否能在历史研究中完全剔除个人色彩，而作为个冷静和客观的记录者来真实地再现历史吗弗里德兰德认为，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是很难做到。历史学家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会产生了这样种矛盾他们会出于职业责任而仅仅满足于种单纯依靠史料和文献的写作方式。但同时，他们又试图要尽可能地让自己处在所描述的事件当中，从而为这种历史书写赋予种真实的立体感。这就是历史学家职业身份和个人背景之间的矛盾。‚我们方面寄希望于历史学家写出真实生动的历史，另方面又要求他们与历史事件之间保持定的距离，这种矛盾就是‚历史化‚的困难所在‛。的确，处在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会卷入由个人回忆社会背景和定专业知识所构成的纷繁复杂的关系之中，历史学家也身在其中。从表面上看......”。

7、“.....但实际上他们会因为自身状况的束缚，而无法做到绝对的客观中立。尤其是在研究类似奥学术异议上升到对对方人格的辱骂和指控，这场辩论可以说是在种友好冷静以及理性的气氛中进行。就像布里吉特贝勒坎普所说，‚它为如何处理不同观点的争论起到了示范性作用‛。职业责任与自我身份融合的个人背景除了当时联邦德国社会对纳粹历史态度的转变以及史学研究方法论的转型，引发布洛撒特和弗里德兰德争论的另个重要因素是历史学家的个人背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考虑两个层面，个是作为历史学家本身在对历史叙述时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是作为社会的个体，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被赋予的个人色彩。这两个层面看似相互独立，但实际上却错综复杂地交织在起，从而形成个闭环的整体。布洛撒特和弗里德兰德对此都进行了非常详细和谨慎的讨论。布洛撒特在信中通过回顾‚历史化‛和社会教育之间的关系......”。

8、“.....在布洛撒特看来，‚当人们出于说教，努力地让纳粹历史变成课堂上和纪念方面的重趋势，虽然没有种理论占据绝对的位臵，但史学界左右派的对抗和争论却愈演愈烈。也有学者认为这次‚史学家之争‛是联邦德国历史学内外复杂语境作用的结果。这些观点从不同层面对这次争论做出了相对的合理解释。但实际上，这次争论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争议性。相比之下，发生在‚史学家之争‛后期，在马丁布洛撒特和索尔弗里德兰德之间关于‚纳粹主义历史化‛下文简称为‚纳粹历史化‛的争论，则更具有历史的专业性，讨论的主题更明晰，氛围更理性。丹迪尔称这场争论是‚首次关于德国禁忌问题大屠杀历史书写的讨论‛。尼古拉斯伯格也认为‚布洛撒特和弗里德兰德之间的争论是德国历史学家从施害者和被害者的不同角度来寻找纳粹主义历史真相的起点。‛所以通过他们的争论来分析‚纳粹历史化‛问题的核心及产生的根源会更加客观真切......”。

9、“.....本论文以布洛撒特和弗里德兰德之间关于纳粹主义‚史会越来越从德国整体历史中脱离出来，从而最终被理解成了段独立的历史。而对此情形沉默的历史学家，实际上是默认了这段历史是出于些别的目的被使用，而不是单纯地从历史的层面上被理解‛。比如，奥斯维辛问题就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它总是更多地向教育目的靠拢，这对在纳粹时期的犹太人记忆以及年轻代对于历史的认识会产生这样的问题真正的历史有可能会被反抗的纪念场所和大屠杀的记忆所掩盖，这种做法长此以往是非常危险的。对历史的‚真实‛叙述，只是基于教育的目的，而不是对这个历史事件及历史认识的真实反馈。这种做法未来会造成对纳粹历史理解的巨大损失。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布洛撒特认为，‚历史学家作为见证者和旁观者起到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他们应该采用客观的研究历史问题的方法来探究纳粹历史的主题，而不应该怀有情绪化的个人感情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