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御史似指遣于北土的御史。然而，先秦时期的御史，主要职责在于掌管图籍法令，记言记事，至秦汉，为纠察之任，只有到了秦汉时期，才具备了监察百官的职能。秦汉时期监察制度的形成固然可以视为此前监察实践的制度总结，然而其政治学根源却在于君臣关系由相对服从到绝对服从的本质变化。先秦重要的思想流派中，在如何治理国家层面，儒家墨家道家与法家都有自己特有的政治理念。问题在于，究竟哪家学说能够为秦汉时期监察制度的兴起提供理论说明呢历史为什么会选择法家的监察理论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哪个学派的监察理论能够在秦汉时期获得政治家的青睐或者，历史为什么会选择该学派的监察理论这就需要考察先秦诸子尤其儒墨道法各自在监察理论方面的思想主张。儒家的德治或仁政思想决定了其关注重心不在他律式的监察。儒家对于君臣关系的认识过于理想化，尤其对于人臣滥用权力的危害性缺乏足够的认识，除了荀子之外......”。

2、“.....即使荀子，也更多假设官员有德，而在制度层面未能重视对官员的权力监管。例如，荀子认为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在此，荀子将礼乐与法数对举，前者具有明显的柔性特征，后者则具有明显的强制特征。荀子主张运用礼乐来约束士大夫以上的阶层，意在强调士大夫以上阶层的道德自觉。士大夫出任公职，也主要以礼制来加以监督。毫无疑问，先秦时期的礼制，作为种行为规则，具有弱性的行为监督功能。然而，先秦儒家普遍认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理念，预设贵族犯罪应保存其颜面与尊严，适当减轻或变通行刑，其隐含的逻辑依然在于上层贵族的道德自觉。这种贵族化的制度设计重在柔性教化，并非专门针对官员可能滥用权力的监督体制，并且带有定的随意性，自由诠释的空间比起硬性的法制来说，相对较大，所以无法有效监督各级官员滥用权力的行为。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事实，足以证明这点......”。

3、“.....同时也主张人臣应该忠诚，然而更多停留在道德修养层面，企图通过个人道德修养来弥补人臣权力滥用的可能性。在君臣关系层面，儒家更多着眼于君臣之间合作，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之上进行君臣合作，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对于君臣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权力滥用，却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显而易见的是，在涉及权力与利益的政治领域，儒家的政治主张显得过于理想化。在如何防范人臣滥用权力的问题上，儒家缺乏有效的系统化的制度设想。这里应该顺便提及作为儒家经典的周礼涉及的治吏思想。周礼天官太宰曾提及法柄，实则个完整的治吏思想体系。问题在于，这能否说明先秦儒家具有监察理论呢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方面，周礼成书时间历来众说纷纭，是否能够体现先秦儒家的治吏观念，始终未有定论。事实上，已经有学者考证出......”。

4、“.....并且认为周礼的治吏思想来源于先秦法家。另方面，即便周礼涉及的治吏思想能够体现儒家的政治主张，也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未能深入考察该制度背后蕴含的理论依据。其次，欲判定人臣是否守法，还必须充分运用术治。术治的主要内涵就是循名责实。根据已有的规则体系，结合人臣的实际行为，最终确定人臣的赏罚功过。在韩非子看来，预防发现杜绝人臣滥用权力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参验比较，切赏罚以事实为根据，公平公正地治理国家。再次，欲使人臣真正守法，还必须以势治之。韩非子主张必罚明威，以杜绝作奸犯科者的侥幸心理。唯有说不，才能维护合理正义法律规则的权威性与公信力。韩非子内储说上术记载人们之所以无法抵制丽水之金矿的暴利诱惑，并非法律规则本身没有严格的规定，而是有了规则而无规则的落实，执法不严，就会给人们留下侥幸心理。只要有人对于些违法乱纪的行为存有侥幸心理......”。

5、“.....基于这样的考虑，韩非子反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不让人们心存任何侥幸心理。再好的制度设计，都必须由人来执行。那么，在韩非子的监察制度设计蓝图中，究竟应该由谁来执行呢毫无疑问，在韩非子看来，君主应该是这个制度责无旁贷的制定者与执行者，所谓明主治吏不治民，君主的主要职责在于有效监管人臣以避免他们滥用权力。然而，君主并非万能，势必需要个专门的群体来实施监察制度。在韩非子的监察理论中，法术之士是其理想的监察制度执行者。作为韩非子思想的理想代言人，法术之士在韩非子奸劫弑臣韩非子南面等篇章中，往往以圣人面目出现，指导君主如何治国。在韩非子看来，正直诚信善良等美德，只有在不涉及利益或者特定条件下物质变得丰富时，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形成。韩非子并不否认极少数人会具有美德，但是他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依靠美德来治国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原因就在于......”。

6、“.....不会存在真正的道德即使安排那些有道德的人去做官，也会因人数少而无法满足官僚统治的实际需求。既然政治领域必然会任用没有道德的官员，那么，除了加强外在的监管这个途径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政治领域君臣异利的客观事实，直接导致个政治难题的出现。这个难题可以表述为方面，君臣之间在主观层面各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心理，使得者之间的任何合作都会面临极大的困难另方面，任何统治机构的运转无法凭借个或几个人就能实现，势必需要个统治集团，需要君臣之间的合作，同时也意味着统治权力的等级分配。欲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必依赖君臣合作，而君臣异利之事实，又使得合作很难实现。显然，韩非子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难题，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便是加强对百官的监察。韩非子认为，当监察机制完善时，既满足臣下的利益需求，又能有效控制他们的权力滥用，从而实现君臣互利，此即韩非子反所说的人主之大利与人臣之大利......”。

7、“.....监察制度在韩非子的政治理论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韩非子监察理论的主要内涵可以概括为以法禁之以术察之以势治之，引进法术势整套规则体系来规范和引导君臣关系，加强君主对人臣权力的监管。首先，韩非子要求人臣守法，不得枉法徇私。韩非子定法明确主张臣无法，则乱于下。因此之故，君主应该以法治国，应该明法，要求人臣在法治的范围内行事，从而做到进退有据，动作合度。韩非子学说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理论基础论文原稿。韩非子监察理论在秦汉时期的政治实践秦国灭掉东方国之后，秦朝始建。先秦以来的大统观念，促使秦王嬴政不仅要重塑天子尤其是周天子曾经丧失的政治权威，而且欲想方设法杜绝这种权威的再次丧失。中央公卿制度以及地方郡县制度的确立，标志着秦始皇绝对权威的形成。为了维护皇帝的绝对权威性，监察制度的实践势在必行。韩非子的监察理论正是顺应了这时代潮流，融入到秦朝的制度创设以及汉代的政治实践之中......”。

8、“.....韩非子对于秦王嬴政的政治决策具有巨大的影响。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蠹之书，曰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秦王嬴政为什么会对韩非子的孤愤蠹感兴趣这是个值得追问的话题。孤愤的重心在于描述法术之士不获重用的孤独和苦闷，但是也间接透露出对重臣的无比痛恨以及如何防范和惩治重臣的方法和措施。显然，嬴政对韩非子著作的欣赏并非出于对法术之士悲剧遭遇的同情，而是对重臣的防范和惩治产生了浓厚兴趣。同样，蠹除了阐述顺应时代现实改变治国措施的理念之外，更着重分析了政治领域依靠道德来进行国家治理的天真与幼稚，主张以权力约束权力之必要性。这同样能够引起嬴政的强烈关注。可以想象，秦朝建立之初，在考虑如何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时，嬴政脑海里定时刻浮现出韩非子的身影以及韩非子对加强群臣百官监察的谆谆教诲。秦朝政治与韩非子学说之间的关联......”。

9、“.....董仲舒在总结秦亡教训时曾如此主张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天下也。当然，笔者并不认为秦亡原因应完全归结于先秦法家学说，但这至少从个侧面反映了韩非子学说确实对秦朝政治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秦朝监察制度的创设，与韩非子监察理论之间确实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秦朝因统治时间太短，监察制度的实践并非充分展开。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在秦王召集公议论帝号时，参加者除了丞相王绾太尉李斯之外，还有御史大夫冯劫。冯劫具体事迹已不可获知，人们唯能够了解到的信息就是他与其父冯去疾，曾与李斯起劝诫秦世停止修建阿房宫减轻百姓赋税，遭到秦世反对，下狱治罪，最终自杀身亡。临死前曾说将相不辱，其时冯劫身份是将军。冯劫是否与韩非子学说存在渊源，已无从考证。从其宁死不屈义不受辱的刚直性格分析，倒确实有几分法术之士的风骨。汉承秦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