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真文忠从傅伯寿为词科，埜与文忠相后先，源绪精密。这其间，他又得到曾经从真德秀吕祖谦受词科的徐凤的指点。从这里可以看出，南宋时期，词科已成学者间传承有序的门学问。这现象，治南宋文学者似未予充分的注意。我们可以说，词科是南宋学术文章重要进修之途，其对当时学风文风的影响，实非鲜少。王应麟之以擅长词科文体，而被称当时的文学大家，被推为两宋大家之殿，正可见词科写作在南宋文学中的地位。王应麟的词科指南是个练习与写作词科文体的指导手册，涉及的都是具体的写作问题。词科文体都是应用性的，不同于个体的言志抒情，也不以写景状物见长，不强调个性化的风格。文学的本质在于个体的情志与独特的审美体验的表达，所谓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文学艺术的成功，往往在于上述个体情志与审美体验表现上的不断创新，在于陌生化效果，所以诸如想象之奇特构思之新颖题材之开拓思想之深刻等......”。

2、“.....词科文体则首先在内容上是有限制的，并且在思想上服从种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文学以真实为生命，而词科之类的代替王言揄扬王命润饰鸿业的文章，则不能不使用古今不变千篇律的雅颂词汇，这也是词科文体与文学精神的根本矛盾之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要求王应麟在论述词科文体时表现多么深刻的独特的文学思想。词科指南基本上是个文章学的著作，着重于写作上具体的文体规范与语言表达这两个层面。但王氏通过追溯词科渊源，征引古今文章理论，表达了他对词科文体存在的弊病的反思。在词学指南序的最后，王应麟援用朱熹的话，指出了词科写作上的问题，表达了对词科文体写作的基本看法盖是科之设，绍圣取华藻，大观俶尚淹该，爰暨中兴，程式始备，科目虽袭唐旧，而所试文则异矣。朱文公谓是科习谄谀夸大之辞，竞骈俪刻雕之巧，当稍更文体，以深厚简严为主。然则学者必涵咏经之文，以培其本。唐宋词学本沿朝博学属文之统......”。

3、“.....所以藻饰雕刻是其基本特点，朱熹所批评的谄谀夸大骈俪雕刻的弊端是这种文体在写作中不可避免的。当时人对词科文体的批评也多来自这方面。所谓稍更文体，以深厚简严为主，并非取消词科文体与生俱来的那些功能以让它服从于纯文学的精神，而是在文学的真实性与词科的虚夸作风之间略作折中，让词科作者在写作上尽量保持种政治上的良知与理性。在这种情况下，词科的写作，显然是对个人的政治品格与道德理性的考验。这的确是改革词科文体的根本之途，也可以说是来自理学家对词科的干预。深受理学心学影响的王应麟，就是代表了词科写作的这种倾向，他的词科文体之所以在当代获得名声，被视为两宋文学的正宗，除了博学与鸿词两方面的超人造诣外，发挥理学家的政治良知，也是使其获得文学价值的原因之。王应麟改革词科文本写作困境的另个重要观点，就是涵咏经之文，以培其本。这里所继承的当然是传统的宗经思想。王氏在文学评论中......”。

4、“.....其宗经思想当然也是直接来自刘勰。同时宗经也是古文家的基本思想，甚至诗人如黄庭坚也具有经学根本的诗学思想。但对词科文体的写作来讲，宗经又有其特殊的意义。以培其本之所谓本，在词科写作中有两层，是德性之本，亦即理学派的干预，尤其是像真德秀这样以理学家而兼词学大家的人物的引导，要求词学家在词科写作中表现出政治良知与道德理性另层则是文章之本，即从经典中汲取文章的材料，即古人常说的融经铸典。准备应试博学宏词科，必须熟读经史子集方面的经典，其中经书尤为重要。词学指南的编题编文两篇，都是以经史为主要的取材对象。经典不仅是写作的词源，同时也是文章的典范，可供取法。词科指南语忌引赵茂实王景文诸家之说，具体地展示了以经为本的观点赵茂实曰南塘谓自经左氏国语外至西汉而止。又说料子不曾杂晋唐而下草料。王景文曰文章根本皆在经，非惟义理也。而机杼物采规模制度无不具备者。张安国出考古图......”。

5、“.....曰是当为记，于经乎何取景文曰宜用顾命。游庐山讫事，将裒所历序之，曰何以景文曰当用禹贡。宋代经学发达，文章家对于经典，不仅重视其思想，同时借鉴其艺术，包括修辞章句之法以及审美风格等。苏轼常举檀弓为写作之典范，即是例。困学纪闻卷十评文东坡得文法于檀弓，后山得文法于伯夷传。王应麟精通经学，识其理而明其文，在这方面有更多的体会。他强调深厚简严的风格，主张涵咏经以培其本，在词科文体的创作方面具有革新的性质。试论王应麟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成就论文原稿。语忌篇讲的是词科这种特殊文体在语言使用上的规范，也涉及到文学创作上般的修辞原则，其中引用了文心雕龙论风骨镕裁的些重要观点，反映了王应麟在文章写作上的修辞理想。全书第至卷是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等十种词科文体的介绍，追溯文体源流，阐述文体规范，征引各体文章的典范之作。最后还记载南宋词科试卷的具体格式。可以说......”。

6、“.....具有重要的价值。其在写作的体例上，明显地受到了刘勰的影响，是以体系化为宗旨的。所以，词学指南与同期严羽的沧浪诗话样，都反映了南宋后期文学研究上的种进步，具体的表现是理论化体系化的加强。词学指南的大贡献是考述南宋词科的渊源。根据王应麟的叙述，博学宏词科原为唐制，为进士考试之外的补充性选人制度，唐制主要试赋论诗篇，所以韩愈认为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也就是说其考试的内容与进士科差不多。除博学宏词外，还有文辞清丽藻思清华文经邦国等多种名目。北宋绍圣初，议者征引唐代词学诸科制度立宏词科。这是因为北宋文坛主要是盛行古文，朝廷应用文体写作的人才培养处于不规范的状态，所以有宏词科之设。绍圣宏词科所立试格十条，所试文体有章表赋颂箴铭诫论露布檄书序记。从中可以看出其所试文体与唐代博学宏词科有很大的不同，与北宋的进士科也不样。其中除赋颂之外，都是应用性的文体......”。

7、“.....在选举上占有重要位臵的还是在南宋时期。据王应麟词学指南序，绍兴年，以博学宏词为名，试文凡十体，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唐代的词学诸制科与进士科实际上没有很大的差别，主要是诗赋论等文体。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与进士科也没有多大的不同，只是更加突出词藻的因素，以朝骈俪为文学之旨归，与唐人般的文学创作重视情性宗旨不同，对唐代诗赋骈文的藻丽风气有定的影响。北宋绍圣的宏词科考试，则已是应用性文体，已不试诗。其中只有赋颂两体还算是纯文学文体，但主要的功能也是歌功颂德润饰鸿业。南宋博学宏词科完全是朝廷应用文体的考试，连赋都不试了，与进士科的侧重纯文学文体的考试迥为两途。这种不同，可能是造成南宋文学与北宋文学不同的重要原因。南宋文章中之风更加盛行而古文相对衰落，应用性文体发达而纯文学性散文写作衰落的这种情况，从王应麟等批词科文人的写作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8、“.....应试者基本上都为进士科中试后在仕途上有阅历的人员。如王应麟十岁中进士，十岁中博学宏词科。词科录取的人员少，中试者可以直接进入朝廷的馆阁，如王应麟在考中博学宏词科后，即召为太学博士，不久擢秘书郎，迁起居舍人中书舍人，为宋末掌制诏诰的主要人物。由此可见词科中试者在南宋士林中的地位。还有点值得肯定的是，作者执掌王言，身当末劫，忧国深衷，俶焉如捣，全祖望云试观先生在两制时晨夕所草词命，犹思挽既涣之人心，读之令人泪下。如赐文天祥诏卿倡义旅以卫王室，秉忠忱以济时艰。爰咨常伯之英，趣膺制阃之寄。将士用命，遂汛扫于虏氛，精神折冲，益振扬于胜气。孔嘉体国之志，亟奏攘夷之勋。元戎先行，周邦咸喜，载加锡赉，式示眷怀。又如勉谕陈宜中诏吾惟艰难之时，卿以忠义之忱，扶持宗社，日去位，吾如失左右手。惠然肯来，再登右揆，用景祐明相茂典，以遂谦冲之美。国事日棘，人心易摇，非卿谁与镇安羽书狎至......”。

9、“.....非卿谁与指授岂可以辞避之小节，忽安危之大计俟边境肃清，国势底定，然后从容就养志之乐可也。今何如时，而欲辞位趣承涣命，以副具瞻。两文虽代王言，但推诚臵腹之处未必不是王应麟自己的心声吐露。读后确实能起到感发人心的作用。至于修辞之简严有法，措辞得当，用事有章，见出其在语言表达上的深厚的功力。王应麟虽然从小修习词学，以词科出身，但他并没有满足于做个执掌王言的词臣。他之所以在宋元之际的学术开出深宁学派，自有更高远的学术追求，在学术上形成渊综广博慎思明辨的特点。其治学的范围，则是贯通部。在文学方面，他虽以词科特长，但对古今文学的源流演变也多所究明。困学纪闻于诗骚及历代文章涉及甚多，除他自己的论学之言外，对唐宋两代学者的文论征引纂富，采择甚精，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研究唐宋文论的渊薮。其中有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如诗类中鹤林吴氏论诗曰兴之体足以感发人之善心。毛氏自关雎而下，总百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