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的作家怎么可以掩盖和粉饰呢所谓的‚伤痕文学‛，也被这样认定下来。有人即做出这样的界定‚以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等为代表的最初批短篇小说，主要是以揭露林彪人帮的十年横行给我们党和国家民族造成的严重创伤为特色的，所以被有些人称做伤痕文学。‛与此遥遥相对的，是晚清政论中隐喻时局表露忧思的疾病修辞。据台湾学者杨瑞松考察，年月，万国公报转载法国时报评论，称‚今东方又有病夫矣‛年，严复感叹‚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而‚‛在此前的西方舆论界也已是个惯用的修辞表述。虽然‚病夫‛之喻最初被晚清知识界使用可能是受到西方的影响，但疾病隐喻自严复首用以后在国人中的广泛传播和影响是不争的事实，晚清文人对它的普遍接受与广为传用无疑也是认同与种集体心态的表征。年，严复在原强中写道‚今夫人之身，惰则窳，劳则强，固常理也......”。

2、“.....则有速其死而已。中国者，固病夫也。‛此后，感慨中国病入膏肓的疾病修辞在晚清政论中大为流行，如今日之中国，又积数千年之沈疴，合百兆之痼疾，盘居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则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晚清与‚新时期‛初期这两种遥相呼应的修辞很少起被论者留意，同为修辞症候看似相仿的‚伤‛与‚病‛，也很少被比较分析。在笔者看来，伤病修辞中‚病‛与‚伤‛的喻指称说具有差别显著的表意效果，者的运用主体也呈现出颇可玩味的差异心态，而这在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历史语境中尤为意味深长。‚疾病‛与‚创伤‛的差异比较以疾痛隐喻社会腐败或不公早已是种古典修辞方式，自柏拉图以降延绵至今。但伤病修辞中同样标志生命有限性的‚疾病‛与‚创伤‛存在值得留意的差别。桑塔格注意到，‚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疾病是以上天的惩罚魔鬼附体以及天灾的面目出现的。对古希腊人来说，疾病要么是无缘无故的......”。

3、“.....她未曾进步联想的是，创伤在史诗中却如此相异地与英雄主义相联。在伊利亚特中，负伤的英雄‚伤口血流不止，颜色乌红。然而，他意志刚强，神色坚定‛。不仅如此，‚所有以往作战最勇猛的壮士，此时都已卧躺船边，带着敌人手创的剑伤或枪痕特洛伊人的勇力直在不停地添增,‛对于疾病与创伤差异的比较，莱辛提供了个极富启发性的起点这位诗人在加强和扩大身体痛苦观念方面显出多么神奇的本领啊,他选用的是种创伤，而不是种身体内部的疾病，因为创伤比起身体内部的疾病可以产生种更生动的形象，尽管身体内部的疾病也是很痛苦的。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心态转型，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主流及其思维方式深度影响的结果。百年之内，主流意识形态嬗变的显著特点是立场鲜明的元对立格局与发扬蹈厉的斗争色彩，以及者愈益加强的趋势。而这也正是‚控诉自清‛心态独具的特征曾经对立斗争中的受害者，复以清白正义之身回击施暴者......”。

4、“.....文艺就被训导做‚整个革命机器的个组成部分‛，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旗臶鲜明的敌我区分与武装器械的无情打击欲望被极大程度地强调，整个知识界从理论话语到创作实践自此都深受这种爱憎分明的思维模式的影响。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敌人‛也始终存在，因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话语所蕴含的思维模式和心理格局，更是成为不能抹销的集体无意识。在‚控诉自清‛心态泛滥的‚新时期‛，元对立的斗争思维不仅可以潜藏于‚伤痕‛修辞之中，更能被表白得如此醒豁‚我感到只有对人帮恨得切齿，我们才会对党中央爱得深挚。‛这种绝对的元分立思维与你死我活的斗争欲望，正是‚文革‛的病因之，但时人对‚文革‛的认知与反思竟仍建基于这心态。事实上，对立斗争思维模式在知识界的广泛影响，甚至可以回溯到世纪年代‚革命文学‛中的些话语。早在那时......”。

5、“.....边是资本主义的余毒‚法西斯蒂‛的孤城，边是全世界农工大众的联合战线。各个的细胞在为战斗的目的组织起来，文艺的工人应当担任个分野。前进,你们没有听见这雄壮的呼声么谁也不许站在中间。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以文艺言辞为武器，联合起来的绝对正义的‚我们‛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击绝对罪恶的对立者从‚革命文学‛到‚左联‛文艺，中经‚延安整风‛，直至‚十年‛巩固的思想文化体制，正是世纪意识形态主流的嬗变路径，也是其对立斗争思维对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心态的‚附魅‛过程。反观晚清，在现代性变局的起点上，知识界可谓刚刚被惊醒，种主体的自我意识尚在形成中。当文人感慨‚深耻大辱，有无可讳焉者‛之时，作为‚他者‛的侵略者其实正启发国人开始清醒地自我认知。如萨特所言，‚我对我自己感到羞耻，因为我向他人显现‛，唯有通过‚他人‛这中介......”。

6、“.....这个强大的‚他人‛也就成为成长之初的主体自救自强的资源与榜样，而非嫉视斥责的对象。因此，这时期的知识界心态主要是自我反思性的‚忧思自省‛。而在此后的数十年中，生成了的主体不断通过对异己力量的排斥与克服实现自我巩固，日益强化的主体意识与渐成主流的对立斗争思维相辅相成，直至分立出发扬蹈厉清白的‚我们‛与末路穷途被控诉的‚他们‛。随着意识形态之‚魅‛的附身，亟待疗治的自体之‚病‛也就演化为关涉斗争与反斗争的‚伤痕‛。意识形态主流及其对立斗争思维的深度影响还伴随着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晚清文人很大程度上保留着传统士大夫的特征，‚修齐治平‛是他们的理想。对他们来说，‚天朝上国‛本应该清明强盛，现世的各种乱象‚恰因道不行于天下所致，士人本身先负有定的责任，更有纠而正之的义务‛。因而他们表露出个人国家休戚与共的病患体验与救国救民志愿‚以上所论列，中国病源，略尽于是矣。国也者......”。

7、“.....吾爱之，不能坐视其亡而不救也。‛与此不同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知识分子成为‚政治另册中的知识精英‛，体制下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言行选择等都取决于执政系统的实用性纲领与需要，或是被团结利用，或是被打击改造。在意识形态主流和政权强力的联合规训下，他们既被要求以这种元对立的斗争思维方式去批评创作，又普遍成为对立斗争的思想运动所针对的对象。经过这种长期的影响，他们在‚文革‛后的公共言论中所表露的，就既是种潜移默化难以移易的对立斗争思维，又是确实历经创痛以后对同情补偿的呼唤。而‚伤痕‛，从其内在的元对立格局与运用主体的无辜清白性来看，就成为种正当其用的修辞话语。伤病修辞与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心态转型论文原稿。在这视野下，我们发现，晚清的修辞心态相对趋近舍勒所说的‚怨恨‛，而‚新时期‛的创伤体验则更接近‚报复感‛。伤病修辞都折射出危机事件中的受挫无力感......”。

8、“.....晚清疾病修辞呈现出的并不是对侵略者的激烈指控，而是种反身性全局性的生存忧患意识。但‚文革‛后的创伤修辞大都与‚人帮‛这特定的控诉对象紧密接合‚控诉，从既定概念出发，从人帮是万恶之源的概念出发，尽情地控诉，切会多么简单明了,‛。这种局部归因‚简单明了‛的‚报复‛式‚反思‛是不是流于肤浅它正如巴特所说的那种‚种痘‛的‚神话‛，将罪责‚转移到小撮恶棍身上，经由这公开表明了的小恶，像个细微而又难看的脓疱那样被集中关注，却暂时忽视了真正的恶‛。这是不是种危险的情绪事实上，在报复感针对的特定对象即‚人帮‛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时，知识界很快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现在再写伤痕，就不深刻了，作家必须与国家大事结合起来，写出能鼓舞人有助于人们解决新矛盾的作品来。‛在惩‚恶‛扬‚善‛的创伤治疗机制下，为了追求‚深刻‛迅速转入光明的‚新时期‛，‚伤痕‛修辞是可以被很快撤除的......”。

9、“.....至此可以概括近代以来中国现代性体验的两种心态类型以疾病修辞为表征的内向型‚忧思自省‛心态与以创伤修辞为表征的外向型‚控诉自清‛心态。前者基于有机性的生命感弥漫性的时空意识，对存在过程中的变乱进行反思性认知，以期通过自体内部的全局性调整逐渐回复原态。后者基于局部外侵的无机异物感边界清晰的隔断性时空意识，对生存进程中的苦难进行元对立式的归因与自清，以期通过对局部异质性因素的打击涤除迅速转入全新状态。前者深重，后者轻浅。然而百年之中，这种由此及彼的心态转型何以发生心态转型与意识形态之‚魅‛将现代变局陈说为‚病‛或‚伤‛的修辞是现代性体验心态的言语表征，也就是不同时期人们对其现实处境的能动性想象与体验。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具有能动的本质，主体的想象是其重要特征。不同理论家对‚意识形态‛有不同的界定，阿尔都塞的定义相对宽泛通脱。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