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激励仁宗励精图治。同年，石介作朝圣政录，韩琦朝圣政录序说其每篇之末，又自为之赞，以申讽喻之意。石介自作朝圣政录序说其作朝圣政录是为方便仁宗借鉴圣，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进谏。庆历年间，仁宗任用范仲淹等人推行新政，并任命欧阳修蔡襄等人为谏官，石介与他们交往颇多，谏诤精神责任意识更加高涨。他不但鼓励太学生积极言事，而且还在谏诤精神推动下创作了千古名篇庆历圣德颂，该诗对新政和他自己的命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以上对石介谏诤活动的简单描述，我们就可清晰窥见他强烈的谏诤精神责任意识。石介的谏诤活动为其赢得了士论，成为潜在谏官人选，但其谏诤方式远超出韩琦所谓主于理胜的范围，他虽在庆历年谏诤精神高涨时为欧阳修蔡襄等人所推荐，但却遭到政治思想更加成熟的范仲淹的排斥，东轩笔录卷十载庆历中，余靖欧阳修蔡襄王素为谏官，时谓之谏。人者力引石介，而执政亦欲从之。时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2、“.....天下所闻，然性亦好为奇异，若使为谏官，必以难行之事，责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则引裾折槛，叩头流血，无所不为矣。主上虽富有春秋，然无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举，安用如此谏官也。诸公服其言而罢。谏官欧阳修等人力荐石介为谏官，但范仲淹认为其行为过于偏激，好为奇异，若为谏官必责人君难行之事。同时仁宗对于石介偏激执拗的谏诤方式也不予认同，田况儒林公议卷下载石介为太子中允国子监直讲，专以径直狂徼为务，人多畏其口。或有荐于上，谓介可为谏官者，上曰此人若为谏官，恐其碎首玉阶。当有人举荐石介为谏官时，遭到仁宗的拒绝。可见，受新政领袖范仲淹富弼等人及谏官活动影响，士人争相要展示自己的才能。欧阳修议学状云夫人之材行，若不因临事而见，则守常循理，无异众人。苟欲异众，则必为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谈虚论以求材识之誉。前日庆历之学，其弊是也。士人若无展示才行的合适环境，则与众人无异......”。

3、“.....则必然会求奇求怪高谈虚论，以博取声名。庆历年间士人想要展示自己的才能，但真正有机会施展的毕竟为少数，因此求奇求怪之风颇盛，欧阳修指出庆历学术的弊端与此密切相关。张方平评价此时士风说公既罢，则轻锐之士稍稍得进，渐为奇论以撼朝廷，朝廷往往为之动摇。庙堂之浅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盛矣。指出，王曾吕夷简人罢相后，轻锐之士得进，他们渐发奇论，好名风气大盛。庆历年，谏官余靖也说今之士人，名路相轧，不顾宪章，各怀倔强，如此风俗之弊，不宜崇长。对士人为己之名，而立异求奇各持己见的风气表示不满，认为不可助长。仁宗朝士人求奇求怪之风绵延不绝，嘉祐年，仁宗下诏批评士人危言诡行，务以惊众取誉，罔上而邀宠。次年同知谏院司马光指出奸邪之臣，衒奇以哗众，养交以市誉，都说明直到嘉祐末年此风犹盛。谏诤精神沽名风气与东州逸党仁宗朝前期存在个以地域命名的文人群体东州逸党......”。

4、“.....东州逸党活跃于山东地区，以范讽石延年等人为领袖，他们不循礼法，行为旷达怪诞，并借此以图进取。时间与其交游者辄慕其所为，对士风产生了较大影响，颜太初曾作东州逸党诗对之加以讽刺。如果对东州逸党相关材料分析会发现，范讽等人的怪诞行为与谏诤精神及沽名徼进风气有定关系。范讽天圣年被任命为谏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百天圣年载甲戌，太常博士范讽为右司谏。先是，讽知广德军，寻以疾监舒州灵仙观，上御药张怀德至观斋祠，讽颇要结之，怀德荐于太后，遂召还。问所欲言，对曰今权臣骄悍，将不可制。盖指曹利用也。利用贬，久之，乃授讽谏官。范讽凭借结交内臣攻讦大臣而被授予谏职，其手段不可谓光彩，从中可以看出他沽激求进的面。范讽任谏官时间不长，但受谏诤精神影响，他谏官任上颇具言事积极性。如天圣年，仁宗命晏殊孔道辅等人看详转对章疏及登闻检院所上封事，类次其可行者以闻......”。

5、“.....则谁肯为陛下极言者,同年，玉清昭应宫因天火被焚，议者尚疑将复修宫，讽又言山木已尽，人力已竭，虽复修，必不成。臣知朝廷亦不为此，其如疑天下何,愿明告方，使户知之。谏官任上积极敢言，去谏职后范讽沽激好名攻讦求进的面有所显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百十明道年载旧制学士以先后入序班。时狄棐先讽为龙图阁直学士，而讽盛气凌棐，宰相李迪右讽，特诏讽班棐上，论者非之。通过此事可以窥见范讽狂傲好名的心理。同年，仁宗与吕夷简合谋废郭后，范讽意图与吕夷简相结，因而乘间言后立年无子当废，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范讽力挤士逊，援吕夷简入相，又合谋废郭后，欲夷简引己臵府，然夷简惮讽，终不敢荐也。由以上论述，范讽既具谏官的责任意识，希望能够有所作为，同时又颇为好名，甚而攻讦以求进，这当是为何宋史范讽传说他捭阖图进的原因。仁宗朝重视士人之名，甚至如司马光所说国家求名不求实......”。

6、“.....迅速升迁，甚而后来出任宰执。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虽未有意通过谏职获得升迁，但他们的实际经历却激起了些谏官效仿。随着谏官素质的下降，部分素质较低的谏官便不惜卖直邀名沽名钓誉，甚至攻讦捃摭他人阴私以图自进。同时，仁宗朝谏官人选受士论影响，士人通过积极敢言获得声名便可赢得士论，为出任谏官打下基础，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任谏职都有士论影响的因素。谏官言事风气及通过敢言出任谏官的方式，引起士人争相仿效，欧阳修说小人见言者得进既速，则各务奔趋，知谏院余靖也说小人望风希进，无所不至。如郭承祐性格狡狯，又依靠与皇室的裙带关系，被废黜后复被任用，而他却时辄言事，或指切人过失，同列谓之武谏官。鉴于这弊端，有臣僚提出减缓谏官升迁速度，从而限制浮躁之人效仿的建议，宋史张洞传载谏官持谏以震人主，不数年至显仕，此何为者。当重其任而缓其迁，使端良之士不亟易，而浮躁者绝意。由上可知，受谏官活动影响......”。

7、“.....也刮起股沽名徼进之风。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考载绍兴间，致堂胡氏寄政府书曰古者人臣皆得进谏于其君。后世专设职，既己乖谬，居是职者又多以立异为心，挠乱政事。按以立异为心，以利口为能，此谏官之所以使人厌也。致堂胡氏即胡寅。由其所言可知，谏官存在立异为心的不良风气。谏官通过标新立异可以显示自己不从流俗才能异于众人，从而赢得声名。仁宗朝部分谏官为获得声名，或攻讦人私，或所言之事不切实际，标新立异，甚至荒唐可笑，如宋禧为谏官时劝仁宗在宫中设荆棘养罗江犬等。韩琦任谏官时曾批评谏官知时之不可行而徒为髙论，以卖直取名的言事方式，提出应顾体酌宜，主于理胜，而以至诚将之。当是对立异为心不良风气的纠正。谏官立异行为为士人所仿效，浮薄士人为求虚名，标新立异，刻意显示自己与众不同，通过求奇求怪以惊众取誉，士人中出现怪奇之风。庆历年，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等人主持新政，并增臵谏官......”。

8、“.....时谏诤风气高涨，欧阳修言于是时，天下之士孰不愿为材邪。宋仁宗朝谏官活动与怪奇文风研究论文原稿。东州逸党文人颇具谏诤精神责任意识，他们意欲有为，产生了强烈的功名心，然而大多仕途偃蹇，无处施展自己的抱负。范讽等逸党成员行为创作旷达怪诞，肆意诋毁，当与他们欲借此惊众取誉沽激求进的心理有定关系，是这特殊士人心理士人风气的体现。谏诤精神高涨与太学体嘉祐年，欧阳修利用权知贡举的机会，对险怪艰涩文风痛加排抑，韩琦故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赠太子太师欧阳公墓志铭云时举者务为险怪之语，号太学体，公切黜去，取其平淡造理者即预奏名。太学体之名虽在此时出现，但其发展却有个较长过程。庆历年，张方平以贡院名义向仁宗上奏，请求诫励天下举人文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百十庆历年载权同知礼部贡举张方平言由景祐之初，有以变体而擢高等者，后进传效，皆忘素习，尔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

9、“.....而讲官石介益加崇长，因其好尚，寖以成风，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逾越绳墨，惑误后学。朝廷恶其然也，屡下诏书，丁宁戒饬，而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今贡院试者，间有学新体，赋至百字以上，每句或有十字十字，而论或及千百字以上，策或臵所问而妄肆胸臆，条陈他事。绌之则辞理粗通，取之则公违诏意。重亏雅俗，驱扇浮薄，忽上所令，岂国家取贤敛材以备治具之意邪,其增习新体而澶漫不合程式者，悉已考落。请申前诏，揭而示之。诏从其请。据张方平所言，太学体肇始于景祐初，此时士人有以变体而擢高等者，导致后进学习仿效。之后逐渐发展，士人各出新意，相胜为奇。庆历年间石介主盟太学后，受其影响，文章出现了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的弊病。张方平指出学新体者的创作特征，是赋超越文体规定的字数限制，是策不按题目所问对答，自陈胸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