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若尧舜禹汤文武，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身为天下之势，虽其功德有厚薄，治效有浅深，而要以为天下之势在己而不在物。势在己而不在物，才能斩断各种牵制，根据形势主动作为，如导水土通山泽缮甲兵通货财等经济军事上的具体措施。将势委之于外，被动应对，则莫知所从。而天下之势常在变动中，如两汉势在外戚，魏晋势在权臣，而最后不免于宦官弄权士卒擅命。胡乱华西晋倾覆，亡在世族浮华，清谈误国。叶适总结以上矣。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主张以实际事务为学，学以致用，反对从事形而上之学，尤其反对以为正心诚意之学做好了，达到溥博渊泉地位，就自然可以建功立業之论。他驳斥批评汉武帝不事学问之说，认为汉武帝雄才大略，迥出前古，其天资不为不高，立志不为不大，典籍不为不求，为不世出之主。而朱熹认为......”。

2、“.....见其有大功业，即认为有大道德。实际上汉高祖唐太宗等，论其动机，皆出于人欲之私，只是由于其善假仁义之名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天下者，才能智术都不能与之相比，故成其大功而又得仁义之美名。如果以其能创业建国并传世久远为得天理之正，便是以成败论是非。中国历史上祸乱交作，正是由于人只以结果论，所以天理不彰，千百年来只是架漏牵补，勉强过日。其间虽不无小康之世，而尧舜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日得行于天地之间。而陈亮则认为，如果历待己，言听计从是礼貌待己，但不听从己之建言是待己无礼，只供养饮食。第种虽然耻辱，但可视为对士人的周济，可免于死亡，仍可勉强接受。司马光对此表示批评，认为君子之仕，是为了行道，不是为了礼遇饮食。孔子周游天下，佛肸召请，欲往就公山不扰召，亦欲往就，都是为了道之推行。若如孟子之言，是为饮食而仕，仍是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

3、“.....认为人性不可以善恶言，说人性善不可，说人性恶也不可。如瞽瞍生舜，舜生商均，恶父可生善子，善父可生恶子。而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自幼及长，皆在好的教育环境之下，但皆不能改变其恶。故可说人无所谓性，更不可说善恶。可以说，司马光对孟子的质疑，完全出于他推尊王权的思想。孟子本有较多的民本思想反专制思想以德抗位思想，以至于后世的极端专制君主视孟子如芒刺在背，下令删节。司马光视君主集权为第要务，故对孟子提出批评。这也可看作北宋疑经思潮的个缘由。朱熹与陈亮的王霸之辩宋代政治中的王霸之论论文原稿功利之学又不废义理的根据，也是他不同于陈亮，而有取于陈傅良薛季宣的主要之处。他认为，经书是讲道理的，更是运用道理的，这就需要对其中义理进行创造性诠释，使之在我。如周易，叶适说易非道也，所以用是道也。圣人有以用天下之道而名之为易。在他看来，易即推移变化之意......”。

4、“.....周易卦，象征的是种具体事物，皆直接与民生有关。其他如彖象等莫不如此。所以叶适最注重的是周易系辞中的几句话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其中要义在解释易理运用易理。宋代政治中的王霸之论论文原稿。如以孔子之言衡定孟子，则多有不稳当处。如孟子的以德抗位，司马光说，君臣之义，是人伦中最大的，孟子虽大德，但尚不能与周公比肩。周公对年辈比他小的成王，尚且尽人臣之忠辅相之责，尊之如文王武王，非可以己之年己之德抗成王强接受。司马光对此表示批评，认为君子之仕，是为了行道，不是为了礼遇饮食。孔子周游天下，佛肸召请，欲往就公山不扰召，亦欲往就，都是为了道之推行。若如孟子之言，是为饮食而仕，仍是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司马光对孟子性善之旨也明确表示反对......”。

5、“.....说人性善不可，说人性恶也不可。如瞽瞍生舜，舜生商均，恶父可生善子，善父可生恶子。而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自幼及长，皆在好的教育环境之下，但皆不能改变其恶。故可说人无所谓性，更不可说善恶。可以说，司马光对孟子的质疑，完全出于他推尊王权的思想。孟子本有较多的民本思想反专制思想以德抗位思想，以至于后世的极端专制君主视孟子如芒刺在背，下令删节。司马光视君主集权为第要务，故对孟子提出批评。这也可看作北宋疑经思潮的个缘由。朱熹与陈亮的王霸之辩儒学直有两条不同的发展线索，条着重经中的政治内容，以民生治国为首务，贬斥佛道，不重视形上学，尤其不重视其中的心性之学，也其中的英雄业绩，阐发其中的正义之处，并非不承认他们治绩中的疵点，也并非直接崇尚霸道。陈亮此处所说的道与朱熹不同。朱熹所谓道，乃是法则道理准则理想，是绝对的，可以离事物而存在只有是否遵循它，不能使它存在或灭绝......”。

6、“.....却又初非人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百年被人作坏，终殄灭他不得耳。汉唐所谓贤君，何尝有分气力扶补得他耶而陈亮所谓道，强调天地根本道理就在事物中，不能离事物而独存道非出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宋代政治中的王霸之论论文原稿。如以孔子之言衡定孟子，则多有不稳当处。如孟子的以德抗位，司马光说，君臣之义，是人伦中最大的，孟子虽大德，但尚不能与周公比肩。周公对年辈比他小的成王，尚且尽人臣之忠辅相之责，尊之如文王武王，非可以己之年己之德抗成王之位。至于孟子游说诸侯时的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自言是为了显示师道之尊，不是为个人摆排场，司马光也提出，后人不应以此为陈亮与朱熹关于王霸义利的辩论，涉及历史哲学的许多议题，如理想与现实动机与效果正义与功利王道与霸道历史与当今等。陈亮以汉高祖唐太宗类建立了大功留下了大名的人物为榜样，鄙视心性之儒，说世之学者......”。

7、“.....以为卓然而有见事物虽众，此其得之浅者。不过如槁木死灰而止耳。又批评此类人说自道德性命之说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间。于是天下之士皆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主张以实际事务为学，学以致用，反对从事形而上之学，尤其反对以为正心诚意之学做好了，达到溥博渊泉地位，就自然可以建功立業之论。他驳斥批评汉武帝不事学问之说，认为汉武帝雄才大略，迥出前古，其天资不为不高，立志不为不大，典籍不为不求，为不世出之主。而朱熹认为，陈亮这些议论是以成败论英雄，见其有大功业，即认为有大道德。实际上汉高祖唐太宗等道之事而作，所谓春秋无褒。他依据这原理，专门抉发春秋中会盟战争祭祀礼乐嫁娶立嗣之事中种种书法所含的隐微之义。如春秋起始即书春王正月，孙复说欲治其末者......”。

8、“.....必正其始。元年书王，所以端本也正月，所以正始也。其本既端，其始既正，然后以大中之法从而诛赏之。又如定公元年只書春王字不书正月，孙复的解释是，此时鲁昭公新薨，定公尚未立，而季氏专鲁国之权。如果书春王正月字，则正朔完整，等于承认季氏专权是合法的。不书正月，目的在表示黜强臣而存公室。又如哀公年纳卫世子蒯聩于戚，指卫灵公卒，太子蒯聩受后母迫害，出奔于宋国，卫国人立蒯聩之子辄。晋赵鞅帅师纳蒯聩于戚地，蒯聩欲归国，为辄所拒。仍书世子蒯聩纳于戚者，是为了突出曩日之世子蒯聩当嗣，恶辄贪国叛父，逆乱人理以灭天性。又如庄公十年书陈人杀其公子御寇，孙复认为，这是为了表明诸侯杀其大夫为不合理，因为只有天子才有专杀之权，他说春秋之世，国无大小，其卿大夫士皆专命之是的当之书，王安石注释经典为他的变法服务，选择周礼而弃用礼记皆是明证。李觏认为，礼是切制度的总称，而制度是社会生活的保障......”。

9、“.....他说节其和者，命之曰乐行其怠者，命之曰政威其不从者，命之曰刑。此礼之支也。即，乐是礼的调节和谐合，从全局上对礼进行调控。政是具体行政措施，是用制度避免官吏的怠惰，调动和激发其活力。刑即各种惩罚措施，用于威吓约束和惩罚不服从政令的人。这其中可以说是王霸并用，礼刑兼行。李觏提出王霸同质论，认为王与霸非截然相反，而是各有擅场。王霸本来就是天子与诸侯的不同名号，皇帝王者是天子之号，霸是诸侯之号。如皇帝王皆天子，霸皆诸侯，为方伯连帅之类。历史上实际皆王霸杂用，非有孤用其者。在宋代新的政治形势下，应该帝王用王道，臣下用霸道帝王用王道做根本方略以安定天下，地方用霸道致强盛而尊仰中央，他说所谓王道，则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谓霸道，则有之矣，尊京师也。他改儒者尊王贱霸的普的臣子世不多见，以汉唐强盛之世而论，不过数人而已。而般小臣，见识狭陋，处于偏，其言多计利太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