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是量刑程序进步改革所面临的实践难题,也是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课题。对法定量刑事实采用严格证明模式,对酌定量刑事实采用自由证明模式,符合法律的现行规定,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有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关键词量刑程序量刑事实证明模式量刑,作为刑事审判活动作用于犯罪人的直接着力点,在定程度上,量刑的适当与否,较之定罪更能形象地体现刑罚的报应与特殊预防目的。量刑适当与否,是衡量刑事审判质量的个重要标准,它直接影响刑罚积极功能的发挥与刑罚目的的有效实现,关系到国民对刑事审判的尊重信赖或贬抑轻蔑。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在改革纲要和改革纲要中相继提出,健全和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把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制定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自此,包括量刑程序在内的量刑规范化改革成为程度即可。该观点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对于量刑程序中的事实证明,采用该观点却有以下不妥之处。第,该原则有适用的前提条件......”。

2、“.....是指犯罪事实存在与否在证据上尚有合理怀疑时,则本乎刑罚解释谦抑性的作用,应为有利于被告之推定。因此,该原则使用的前提是量刑事实存在疑问,它并不强迫要将每对被告有利之证据,在没有特别证据可证明其为正确或不正确时,均要视为成立。法官对被告所主张者之正确或不正确,可依据证据调查的综合结果,以自由心证决定之。该原则只与事实之认定有关,而不适用于法律之解释。但近来不知何故,些学者将该原则存疑时字舍弃而表述为有利于被告人,导致在任何场合不分青红否认适用该原则者有之,在任何场合不辨皂白提倡适用该原则者有之。对于司法实践中有争议的刑法规范的理解,存在两种以上解释时,不能简单地选择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对法律存在疑问时,应根据解释目标与规则进行解释,不能适用该原则在立法上就种情形设臵有利于被告的规定时,对被告人的有利程度水土不服论般认为......”。

3、“.....以英美等国为代表。其对量刑事实的证明并不存在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之分。而在区分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两种模式的大陆法系国家,以德法等国为代表,其又没有独立的量刑程序。因而,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即使本文所主张的量刑事实证明模式得以运用,也难免水土不服。对此,本文作如下回应。第,量刑事实的证明有其独立性。在英美等国的审判中,量刑事实的证明虽然并不存在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之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有研究者指出,量刑中法官考虑的是应该怎么做,进入法官视野的信息量大,证据资格和证明标准要求也较低。在美国许多州,量刑中法官的信息来源几乎没有限制。在德法等国,尽管对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并不区分,但是与量刑有关的证据仍然作为庭审的主要内容,其对量刑事实的查明程序主要有被告人出庭法庭调查归纳量刑问题休庭评议量刑宣判等环节,特别是针对被告人不认罪案件。因此,量刑事实的证明模式与量刑程序是否独立无关......”。

4、“.....第,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条规定合议庭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被告人可能有自首立功等法定量刑情节,而起诉书和移送的证据材料中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材料的,应当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据此,可以推论,对于可能存在的法定量刑情节,法院在量刑的过程中必须要加以调查核实,这是强制适用的规定,没有变通的余地。这点同样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条,即关于被告人是否有自首立功累犯等法定量刑情节的查证,应当严格证明。对于酌定量刑情节,如被告人犯罪后的态度,相关司法解释则允许法院自由裁量。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条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第,符合我国量刑的实践......”。

5、“.....研究人员发现,刑事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法定量刑情节都特别重视。法律论文量刑程序模式浅析者既能回到过去,知晓具体犯罪行为人的动机行为方式,又能预见未来,感知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否会再犯,那么司法证明将成为项容易的差事,司法将不会冤枉个好人,也不会放纵个坏人,司法的精细化和刑罚的个体化将不再是梦想。然而现实却是,作为普通之人,司法者没有穿越时空的特殊本领,对过去发生的犯罪行为,只能通过现有犯罪证据材料去还原对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也只能通过现有量刑事实去预测。基于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变量,在定程度上,预测未来比还原过去更为复杂和困难。尽管存在司法认识的模糊性这客观困难,但是基于司法裁判的明确性,裁判者又必须对犯罪人宣告明确的刑罚方式和期限。司法活动总要以定的社会价值观念为基础,总要服务于定的社会政策。在刑罚特殊预防恢复性司法理念彰显的当下......”。

6、“.....刑罚目的之实现诚如前文所述,刑罚的目的已经从朴素的报应论转向预防论,随后又转向报应与预防的折中论。在恢复性司法理念兴起的今天,刑罚的目的又演变为报应与特殊预防并重。应与特殊预防并重这目的。现行刑事法律关于刑罚报应的规定,般体现的是法律层次的报应,但同时也隐含着定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判,通过法律报应表现出定的道德层次的报应。也即,具体的量刑结论,不仅要尊重法律报应所追求的罪刑均衡的形式标准,还要尊重道德评判所追求的罪刑均衡的实质标准。刑罚之预防目的,经历了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两个阶段。在前法治时期,般预防表现出两大特点即重刑主义和行刑表现主义,量刑的重心就放在重刑威慑和行刑威慑两个方面,量刑可以畸重和残忍。由于般预防威慑机制的成效并非是建立在重刑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刑罚的必然性基础之上,重刑并不能强调刑罚与犯罪之间的必然联系,反而会侵犯人权,有违人道主义。因此......”。

7、“.....刑罚的预防目的主要体现在特殊预防方面,其实现的途径是罪刑相适应原则。在特殊预防的理念下,量刑要针对具体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以消除其人身危险性防止其再犯为目的。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恢复性司法的手段,对能够教育矫正的犯罪人进行教育矫正,对不能教育矫正的犯罪人就将题上存在争议,有以为法律上刑罚加重减免原因之事实,以经严格证明为必要其加重减免为法院裁量之事项者,则以经自由的证明为已足者。从上述观点来看,在量刑程序中采用何种证明模式,与被证明的对象有关,即量刑事实对被告人或犯罪人是否有利。然而,溯本于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这两种模式,般认为,其重要区别在于对于刑事诉讼中作为定罪量刑基础的实体法事实,必须采用严格证明模式而对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法事实,可以采用自由证明模式。由此看来,根据传统的诉讼证明模式难以得出量刑程序中量刑事实的证明可以适用自由证明模式这结论。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范围界定......”。

8、“.....⒆有研究者认为,界定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范围有其,不影响实体公正其,有利于被告人。⒇量刑程序中,对于量刑事实的证明,应该采用何种证明模式,或者兼采,需要根据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目标来定,需要根据划分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这两种模式的目的来判断。影响证明模式的因素如果司法裁判重减免为法院裁量之事项者,则以经自由的证明为已足者。从上述观点来看,在量刑程序中采用何种证明模式,与被证明的对象有关,即量刑事实对被告人或犯罪人是否有利。然而,溯本于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这两种模式,般认为,其重要区别在于对于刑事诉讼中作为定罪量刑基础的实体法事实,必须采用严格证明模式而对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法事实,可以采用自由证明模式。由此看来,根据传统的诉讼证明模式难以得出量刑程序中量刑事实的证明可以适用自由证明模式这结论。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范围界定......”。

9、“.....⒆有研究者认为,界定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范围有其,不影响实体公正其,有利于被告人。⒇量刑程序中,对于量刑事实的证明,应该采用何种证明模式,或者兼采,需要根据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目标来定,需要根据划分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这两种模式的目的来判断。影响证明模式的因素如果司法裁判者既能回到过去,知晓具体犯罪行为人的动机行为方式,又能预见未来,感知犯罪人者指出,法治的理想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和技术层面。没有具体的制度和技术保障,任何伟大的理想都不仅不可能实现,而且可能出现重大的失误。本文拟从对量刑程序证明模式现有观点的梳理切入,分析影响量刑程序证明模式的可能因素,在此基础上论证我国量刑程序证明模式的选择,并对可能的两种质疑予以简短的回应。量刑证明模式概述关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模式,根据大陆法系的区分,有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两种模式。般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