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共同正犯的概念‚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智地思考法律问题。‛而所谓‚概念之定义,意为对在什么意义上适用特殊用语作出精确的说明‛。因而理解概念极为重要的点即在于‚在什么意义上‛,它表明运用概念的目的场合不同,其概念对象所界定的外延也不样,同时概念所涵定的内容也会相应地有区别。共同正犯的概念即是如此。在德日等国,共同正犯是法定的共犯种类,如德国刑法第条正犯规定‚自己实施犯罪,或通过他人实施犯罪的,依正犯论处。数人共同实施犯罪的,均依正犯论处共同正犯。‛日本刑法第条规定‚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的,皆为正犯‛。因此,学者们多根据法条的规定来给共同正犯下定义。不过在具体结论上,有的学者将共同正犯理解为种犯罪形态,有的学者则理解为种犯罪人......”。

2、“.....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但大多数国家的刑法刑法条文既不明确肯定,也不明确否定过失共同正犯与过失共同犯罪,这就使是否应当承认过失犯的共同正犯,成为这些国家刑法理论的个热点问题。近几年来,我国学者也对是否应当承认过失的共同犯罪及过失的共同正犯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不过由于我国立法明确否认过失的共同犯罪,因而学者们的观点多是从立法论的角度加以论述。笔者认为虽然主张承认过失的共同正犯的学者所提出的理由具有定的说服力,但在我国现行立法修改之前,基于罪刑法定原则,是没有办法承认过失的共同正犯这概念的。相互的共同正犯与附加的共同正犯相互的共同正犯,是指各共同行为者的行为单独都无法实现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结果,必须互相联系互相配合才能实现构成要件结果的情况。附加的共同正犯,是指不同的共同正犯者各自努力充足构成要件的情况......”。

3、“.....为了提高成功率,人决定同时发射,结果被害人中弹死亡。调查结果,被害人身中多弹,但仍有未射中的子弹。因此,每个暗杀者,都有可能没有打中目标‛。这种分类方法此。在德日等国,共同正犯是法定的共犯种类,如德国刑法第条正犯规定‚自己实施犯罪,或通过他人实施犯罪的,依正犯论处。数人共同实施犯罪的,均依正犯论处共同正犯。‛日本刑法第条规定‚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的,皆为正犯‛。因此,学者们多根据法条的规定来给共同正犯下定义。不过在具体结论上,有的学者将共同正犯理解为种犯罪形态,有的学者则理解为种犯罪人。如山中敬认为‚共同正犯是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的情形。‛野村稔则直接根据日本刑法第条前半段的用语,认为‚共同正犯是两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者‛。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中文的‚犯‛字本身具有‚犯罪人‛与‚犯罪‛这两种含义,所以,从文字上看,将正犯理解为犯罪形态或是犯罪人都是可行的。法律论文共同正犯存......”。

4、“.....如前所述,与日本等国不同,我国在划分共犯时,采用的是混合分类法,即同时采用分工分类与作用分类方法,而以作用分类法为主。因此,在我国,正犯与主犯的概念与功能是分开的。正犯只意味着行为人实施了分则所规定的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实行行为,而并不说明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小。正犯自然可能是主犯,但却其与主犯。与德日等国不同,我国对共同犯罪的处罚不是以正犯之刑为标准,而是需要进步分析各个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分别主犯从犯与胁从犯进行处理。而对主从的区分就意味着对共同犯罪人的比较,这与单独正犯明显不同。第,共同正犯既具有正犯性,也具有共犯性,所以在研究共同正犯的处罚根据时,不应当将两者对立起来,绝对的互相排斥,而应当将其内容有机的加以结合,从而完整的解释共同正犯的处罚根据。第,学者蔡墩铭虽然正确地说明了共同正犯既是共犯又是正犯的性质......”。

5、“.....因为蔡先生所采用的是行为支配论的观点,认为‚共同正犯所实施之行为,不限于构成要件行为,其可能为部构成要件行为或为构成要件以外行为,只要基于共同犯罪之意思,皆不失为共同正犯之行为‛。如前所述,行为支配论在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影响的扩大有其立法上的深层背景,而在我国法律环境中,应当坚持形式客观说的立场,反对将没有实施犯罪构成客观方面行为的人也认定为正犯。共同正犯的种类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共同正犯作不同的分类。分担的共同正犯与并进的共同正犯分担的共同正犯是指各行为人基于共同的犯罪故意实法律论文共同正犯存分类法,即同时采用分工分类与作用分类方法,而以作用分类法为主。这样,我国刑法中的共犯可以分为两类第类,以分工为标准分为组织犯正犯帮助犯教唆犯第类,以作用为标准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由此可见,在我国,正犯与主犯的概念与功能是分开的......”。

6、“.....并不说明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小。正犯自然可能是主犯,但却无对应关系,而教唆犯帮助犯同样也有可能是主犯。正犯与主犯的分离使正犯概念简单化正犯功能单化。这就充分确保了实行行为的定型性,也充分保证了对起主要作用的犯罪人的严惩。据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形式的客观说既能充分保证实行行为的定型性,又不会放纵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应当采用这种学说来区别正犯与共犯。综上,笔者认为,共同正犯是指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构成客观方面行为的犯罪形态。法律论文共同正犯存。而我国不存在使用共谋共同正犯理论的必要性。如前所述,与日本等国不同,我国在划分共犯时,采用的是混合分类法,即同时采用分工分类与作用分类方法,而以作用分类法为主。因此,在我国,正犯与主犯的概念与功能是分开的。正犯只意味着行为用共谋共同正犯这概念。法律论文共同正犯存。笔者认为第......”。

7、“.....既有正犯的属性,也有共犯的属性。单纯将其归为种类型无法全面的说明其特性。共同正犯的正犯性在于各正犯者所实施的都是基本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这与组织犯教唆犯帮助犯等狭义的共犯不同。组织犯教唆犯帮助犯所实施的都是总则所规定的修正的构成要件的行为。共同正犯的共犯性表现为,它是复数人的犯罪形态,并不要求每个行为人都完整的实施分则所规定的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而可以通过分工与协作共同实现个犯罪,这具有与共犯共通的属性,而与单独正犯显然有异。第,单纯将共同正犯归为种类型难以构筑合理的刑法体系。具体而言,如果将共同正犯视为共犯,那就无法解释为何理论上又将正犯分类为直接正犯间接正犯与共同正犯,即共同正犯何以又成为正犯的种。如果将共同正犯归类为正犯,那又无法解释为何要将些单独正犯情况下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作为共同正犯处理。例如,甲乙共谋抢劫,甲实施实行行为......”。

8、“.....乙的行为若是在单独正犯的情况下显然不构成犯罪,但在人共谋实施的这种场合,定教唆犯与从犯的刑罚。正犯被认为是整个共犯体系的中心。这种分类方法比较好的解决了共犯在共同犯罪中的法律性质问题,可以根据形式上是否实施基本构成要件的行为来确定是否是正犯,正犯的确定有了简单明确的标准,从而有利于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形式的客观说因为简单明了曾为各国所青睐。但是,由于是否被认定为正犯直接决定了行为人的刑罚轻重,因此正犯概念在事实上又必须具有衡量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小的功能。这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矛盾。如果严格依据形式的客观说,从形式主义的立场来认定正犯,就有可能将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但并不符合正犯的形式要件的行为排除在正犯之外,而处以较轻的刑罚,这与普通国民的法感情相违背。教唆犯虽处以正犯之刑,但教唆犯之刑既然要以正犯之刑为标准来确定,国民就自然认为正犯才是最恶劣的犯罪人。为此......”。

9、“.....侧重考虑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将起主要作用的犯罪人认定为正犯,从而使正犯这种按照分工标准所划分的犯罪类型在事实上便成了按照作用分工法所确定的‚主犯‛。实质的客观说的功能在此,行为支配论的功能也在此。相比之下,我国在划分共犯时,采用的是混合,该国刑法在第章‚共犯‛中规定共同正犯,日本有学者因此认为共同正犯是共犯,但是仔细分析法条的内容,法条又明确指出两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的,都是‚正犯‛。这显然是在明示共同正犯的正犯性。因而,从章节安排上机械的理解法条的态度不可取。日本学者往往过于执著于法条的规定,认为共同正犯是共犯,如‚齐藤金作曾经问学生共同正犯是正犯还是共犯,学生们都不知如何回答,齐藤于是说写在共犯章所以是共犯‛。但这类学者又深感无法说明共同正犯所具有的正犯性,因此,只能感叹‚正犯是正犯还是共犯这样的问题,是最初的问题也是最后的问题即没有答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