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并取得了定成效。基于人权保障方面的考虑，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适用于定罪上的要求或程度，而在量刑上并不适用与定罪相同的标准，而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则统适用于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两个方面的证明上。有学者认为，对于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不能笼统地主张其证明标准应该高于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对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问题应当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死刑案件定罪的证明标准应当采取与普通刑事案件相同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判处死刑的证明标准则应当采用更高的排除切怀疑的证明标准。对此笔者持有不同意见，认为无法应对不合理怀疑。按其逻辑排除切怀疑是高于排除合理怀疑的......”。

2、“.....而现实情况下，基于种种原因，才真正可能导致放纵犯罪。如有的怀疑明知是任意妄想的过于敏感的臆测的吹毛求疵的故意为逃避刑责的怀疑，但还要去进行判断是否能够排除，这是不必要的。按照我们的理解，作为司法中的排除切怀疑这里的切应是理性的合理的怀疑，这在前面我们已进行分析，所以对排除切怀疑和排除合理怀疑进行区分很大程度上只是文字表述上的差别，在司法过程中并无实际价值。死刑案件的定罪标准不能降低。即使依该观点的逻辑，排除合理怀疑低于排除切怀疑标准，我们不禁要问死刑案件的定罪证明标准为何能低于量刑证明标准论者的个重要理由可概括为定罪证明标准高可能放纵犯罪，而量刑证明标准高不会导致放纵犯罪，因为这时已经被定罪，无论如何不会逃脱法律制裁......”。

3、“.....我们应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和平衡。在运用法律武器惩罚犯罪的同时，也要注意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是刑事司法不可分割的两项任务，必须坚持两者的统和平衡。依法有效惩罚犯罪，保护合法权利不受侵犯，是保障人权保障被告人受到合法公正的审判，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也是保障人权。在当前死刑案件的审判过程中，要切实重视和加强司法领域中的人权保障，而且这也是国际发展趋势。虽然社会治安并未达到高度和谐状态，但也不能因为放纵犯罪的担忧，而降低定罪的证明标准。死刑的罪行极其严重要求定罪量刑均须达到统的最高证明标准。在定罪方面达不到最高证明标准，则不能定死刑罪名在死刑定罪证据确实情况下，量刑证据存疑时，可作留有余地判决......”。

4、“.....才能真正做到减少杜绝死刑错案误判的出现。无论是制度层面还是死刑审判人员的观念层面上，存在个最高的定罪量刑统的证明标准体系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最高司法机关已认识到单维证明标准的不足，开始了新的的探索。如前所述，肖扬院长在五刑会议讲话中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得出唯结论的，就应当坚决按照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裁判标准，果断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的观点表明最高司法机关已经深刻认识到单维证明标准的弊端。此外，地方上对死刑案件证明标准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此案疑点重重......”。

5、“.....只是为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集中分析焦点问题。案例年月日佘祥林妻子张在玉失踪，其亲属怀疑是被佘杀害。同年月日，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吕冲村堰塘发现决，实践中还存在大量的定罪能达到证明标准，但在量刑方面证据存在疑问时而留有余地判决的情形，实践中存在的量刑方面证据存疑而作留有余地判决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有利于限制和控制死刑的适用。意即并非所有留有余管理论上应如上述进行解读，但实践中却并非都如此。为便于反思留有余地判决的相关问题，现列举四例按发案时间为序。需要注意的是，下面所举五例是五起典型的在案件定罪证据存在疑问的情况下而作留有余地的判也不能严无度。宽可以增加和谐因素，严可以消除不和谐因素。重罪轻判固然不对，轻罪重判样也是的。因此......”。

6、“.....二实践反思尽地判决是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要求。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要求必须正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度。宽和严是相对的，不能强调方面而弱化另方面，须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适中，不能宽无边，方面没有疑问，在量刑方面证据上比较软时可作留有余地判决。量刑方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这里的罪行极其严重是需要证据证明并且须达到最高证明标准的。不仅死刑罪名的认定上要达到最高证明标准，而且量刑情节上是否极其严重，亦需达到最高证明标准的要求。年月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简称五刑会议指出要坚持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裁判原则......”。

7、“.....切实贯彻好这原则，对于准确认定犯罪和适用刑罚，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如果认定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特别是影响定罪的关键证据存在疑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得出唯结论的，就应当坚决按照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裁判标准，果断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要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下功夫，不能先入为主，搞有罪推定，要确实做到有罪则判，无罪放人。可见，最高司法机关在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问题上，始终坚持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同时主张从另角度提出排除合理怀疑得出唯结论的要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正面肯定的思路，而排除合理怀疑得出唯结论是反面否定的思路......”。

8、“.....这种正反方面的思路的提出，表明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决策层对证明标准问题的认识是深刻的，认识到了单维证明标准的不足，具有积极意义。基于死刑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年月日联合印发的关于进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以下简称死刑质量意见指出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已经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依法作出裁判。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对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定罪的证据确实，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有疑点，处刑时应当留有余地。可见......”。

9、“.....证据确实充分，这是死刑案件的定罪和量刑的统标准，也是最高标准。地方上关于死刑案件证明标准也有些有益探索，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刑事审判证据和定案的若干意见试行苏高法审号第条规定对死刑案件应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切合理怀疑，否则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切合理怀疑是指现有证据不能完全涵盖案件事实二有现象表明种影响案件真实性的情况可能存在，且不能排除三存在人们常识中很可能发生影响案件真实性的情况。这实际上坚持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并增加了排除合理怀疑进行检验，避免了单维证明标准的不足。这条规定指出对死刑案件应做到„„，实际上包括了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两个方面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