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除了乡村历史债务可以暂时赖着不还，向后拖拖外，基层政府因税费改革造成的财政收支缺口和分流干部三年内的工资及安置费用这两项制度变迁成本都是必须即期支付的，因为向后推移即意味着基层政府的瘫痪,所以，有人说，税费改革使农民笑了干部苦了乡村垮了，制度变迁成本没有合理的分摊途径是其直接根源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政府努力逼税尚且捉襟见肘，不逼税又当如何转贴于看准网参考文献邓大才，制度供给陷阱与农村税费改革，山东社会科学张宇燕何帆，由财政压力引起的制度变迁，市场逻辑与制度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张德元，我看农村第三次革命，社会科学战线张德元，揭秘税费改革后的逼税效应，乡镇论坛转贴于看准网全文完年月日共产党员修养，是符合经济学逻辑的。农村基层政权是由干部组成的，农村基层的事要依靠干部去做。所以，对于农村社会稳定来说，上述现象的出现不能不说是种危险......”。

2、“.....税费改革中逼税效应的制度经济学解释客观地说，在农村税费改革前，基层的逼税现象即已存在。但逼税效应何以在税费改革中进步扩大很明显，逼税效应的扩大是税费改革中存在问题的折射笔者认为，如果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逼税效应在税费改革中有增无减，那是国家官员和公民在税费改革中三方博弈目标冲突的反映，也是税费改革没有摆脱路径依赖的结果，更是因为，作为种制度变迁的税费改革，它的制度变迁成本无法分摊,逼税效应的扩大是国家官员和公民在税费改革中三方博弈目标冲突的反映。始于年的大包干最初是由农民自发创造的，但很快就演变为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主要标志就是中央五个号文件步个脚印地对大包干进行了引导和规范，最终使其成为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此后，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这场变革之所以很快取得成功，是因为国家或治国者在推动这场变革时采取了两手抓的策略，国家方面以解放农民为合作契约与农民公民结盟，充分满足了农民的利益要求另方面，国家主动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使地方官员及城镇的等公民有了更多的利益，并对未来充满良好预期如此结盟方的同时兼顾另方，使改革道路上的反对最小化。而正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国家在开始发动农村税费改革时就把自己推向县乡镇村基层干部的对立面税费改革面向农村，省及省以上政府在这场制度变迁中代表国家意志，所以此处三方博弈中的官员主要指县乡镇村基层干部，特别是乡镇村干部，下同，国家发现基层干部无休止地加重农民负担，严重地威胁了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即我们常说的农村社会稳定，为了追求其统治的义理性，国家决定以税费改革的手段减轻农民负担，从而实现其与农民公民的结盟。但是......”。

4、“.....从税费改革实践看，禁止三乱精简机构和干部分流税费改革致使基层政府财政空前困难等无不与基层干部的目标函数相悖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干部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攫取基层政府及其自身的利益，如不合法地积极逼税，别无他途。所谓农民负担反弹，只不过是逼税现象的变种而已，其差别在于，个是合法的，个是非法的。税费改革的路径依赖为逼税效应的扩大提供了条件。研究农村税费改革的各种政策和措施后，我们很容易发现，这其的元化领导之下了，比计划经济时期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村民自治的载体岌岌可危。很显然，无论是前种村干部，还是后种村干部，他们都吃公家饭，当然就要为公家干，逼税也就不能含糊了。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强化了对下控制。为了克服农村税费改革单兵突进的缺陷，国家认识到必须进行与税费改革相配套的财政体制改革。为此，安徽省政府决定......”。

5、“.....主要做法是，以综合预算编制和管理改革为基础，以国库单账户制度改革为重点，以预算统编会计统配国库统付采购统办为主要内容，做到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个口径，管理个渠道，支出个漏斗。很明显，这种改革的通俗含义就是，财权上收集中，强化对下控制，其结果必然促使农村基层干部进步对上负责。因此，这种改革措施也就理所当然地无法遏止税费改革中逼税效应的扩大。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无法分摊是逼税效应进步扩大的重要原因。如前所言，税费改革作为种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制度变迁成本必须有个合理分摊偿付的途径，才能保证制度变迁的顺利进行和最后成功。但是，和我国已经进行的其他渐进式改革措施样，国家在进行税费改革决策时，更多地表现出权宜之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过渡性特征，对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认识不足，结果不仅使税费改革本身举步维艰......”。

6、“.....般而言，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可采用变迁成本制度化变迁成本由政府垫支变迁成本向外转移变迁成本向后推移等办法。令人遗憾的是，在税费改革中，这些办法要么准备不足，要么无法实行，结果迫使基层政府惟有走逼税之途。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没有制度化安排政府垫支不足。从现在的情况看，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主要包括三项，即因税费改革造成的县乡财政收支缺口失去偿还来源的庞大乡村两级历史债务和基层干部分流的安置费用由于税费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为了迅速解决农民负担问题而采取的应急措施，所以对此种制度变迁成本的规模和分摊难度估计不足，更没有做完备的制度性安排。税费改革的改革对象是县乡村，垫支制度变迁成本的政府当然只能是其上级政府，当时中央确实考虑到税费改革可能会使县乡财政收支出现缺口，但就这点也未做到位以安徽省为例，年......”。

7、“.....平均每县减收万元，当年中央财政向安徽提供的税费改革专项转移支付只有亿元乡村两级历史债务和基层干部分流的安置费用则根本未予考虑。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被内部化，也无法向后推移。由于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不足以解决基层政府因税费改革造成的财政收支缺口问题，乡村两级的历史债务又要靠乡村两级基层组织中的许多政策和措施在思想逻辑上和过去计划体制下的干预控制思想暗合，表现出极强的恋旧情节，结果使税费改革演变为政府进步加强对农民对农村基层组织对农村社会控制力度的过程，充分暴露出农村税费改革没有摆脱对计划体制的路径依赖，而正是这种路径依赖为逼税效应的扩大提供了条件。其具体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费改税是国家至上思想的沿袭，也为逼税提供了法律保证。农村税费改革又称费改税，它的主要特征是把过去具有费的属性的三提五统变成农业税附加，和农业税道征收......”。

8、“.....国家或治国者以为，如此来，在国家的统领导下，三乱就乱不起来了，切就好干了，殊不知这正是计划体制下国家至上思想的沿袭。我在农村调研期间发现，许多基层干部认为税费改革的好处在于税改后，如果农民不缴钱，那就是抗税，可以对抗税者采取法律手段和强制措施。在他们看来，税费改革后，逼税已经有了法律保证了。村财乡管使政府实现了对农村基层组织的经济控制，也为基层逼税提供了动力和方便。农村税费改革的配套措施之就是村财乡管，所谓村财乡管，就是依法征收的农业税附加由乡镇政府统管理，而归村委会所有和使用，所以又叫乡管村有。这就使乡镇政府控制了村委会的经济命脉，使村民自治组织失去了经济上的自主权，实际上是对农村基层民主的反动。与此同时，村财乡管使得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乡镇干部和村干部经济利益体化化了......”。

9、“.....村干部公职化强化了政府对农村基层组织的政治控制，也为基层逼税提供了组织保证。村干部公职化表现在两个方面，是税费改革后实行村财乡管，村干部由过去的自己发工资变成了到政府领工资，村干部和乡镇干部样捧上了铁饭碗，有的地方甚至把村财纳入乡镇政府财政预算管理，村干部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公家人了。二是在农村税费改革和乡村撤并机构改革过程中，为了精简村组干部减少村级开支分流乡镇富余人员，政府将部分乡镇干部也包括部分县直机关干部下派到村级组织，担任村干部，并由政府财政负责其工资发放。据调查，安徽省五河县共选派名国家干部下村担任村支部书记，全县只保留了名农民村支部书记，每个村派名专业会计担任村会计，代管村级财务长丰县也派多名乡镇干部到村组织任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