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都承认存在个超越性的抽象原则并高度重视积极阐发其作用。这超越性的抽象原则对于现实世界是逻辑在先的，看似客观却又带有应然的价值内涵，代表着种恒常的体现特定价值取向的运行逻辑与客观力量。当然，不同学派对于天道到底代表何种价值内涵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具体概念表述也不完全致，但都试图在这最高原则支配下，将整个人类社会整合进个宏大的天人合的理论框架，用个超越的原则理念来指导现实的人间生活。当然，这原则虽然超越却不在彼岸，而就存在于此岸的事物与事务之中。实际上，这种看似神秘而带有种规律性的抽象原则，不过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价值规范的高度抽象化而已。经过历史的竞合，儒家文化最终能被确立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主流与正统，就在于其提出了最符合中国传统农耕经济基础的文化理念。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河南程氏遗书第的中庸之道，其实追求的就是种基于农耕经济基础的高度伦理化政治化的伦理原则与价值秩序。至南宋......”。

2、“.....天道以天理为名高悬于万物之上，又融贯于国家治理人伦交往乃至万物生存之中，永恒不变。此后，天道作为天理束缚压抑人性的面愈益突出，传统天道所承载的价值原则的消极效应愈益明显。迄至近现代，在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适应的面彻底暴露出来，强势冲击下救亡图存的困境呼唤种新的意识形态来承担这历史使命，而这样种新的意识形态则必须提出种适应时代需要的新的政治理论。如同在中国传统政治运作的逻辑设定中，圣王必须积极发挥主体能动性方能保有天命样，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认识与把握历史规律的基础上也需要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才能更好地践行规律，实现使命。即使把握了规律，如果消极懈怠，寄希望于历史规律的自发实现，共产党也无法成为先锋队。共产党应该通过自己的积极奋斗不懈努力持续付出甚至巨大牺牲，在把握历史主动中加速历史进程推进社会发展......”。

3、“.....共产党才是个真正建基于历史规律的党，个真正顺应并引领时代的党。此外，由于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指导，具有远大理想追求，同时受到中国传统德性观念德治思想的浸润，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员的德性修养，特别是强调党的领袖集团尤其领导核心在此方面的典型示范与榜样作用。在此意义上，党的领袖集团尤其领导核心集深厚的理论素养卓越的外在事功与崇高的德性修养于身，可以说在个更高的境界上实现了‚内圣外王‛当然，这范畴必须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按照共产党人的价值观赋予全新的涵义。基于以上分析，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圣王合的权力主体明达天道，作为中介沟通天人，作为权力中心与教化中心而存在。而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德才兼备的共产党人及其领袖认知规律，洞悉历史奥秘，并作为先锋队教育启蒙人民，利用历史规律改造世界。圣王与政党及其领袖这种中介的角色设定，这种主体能动性发挥的共同要求确实非常相契......”。

4、“.....中国共产党由领袖揭示规律创立理论的传统才得以有效形成并得到迅速认同。当然，必须强调，这种相契仅仅是指圣王与政党及其领袖在各自思维逻辑框架中角色的相契，而不是世界观历史观的相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历史观所具有的伟大历史意义，自然非中国传统思维所能相比。现实性基础的相契传统民心与人民愿望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民心是天道的载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王者以民人为天。‛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统治者要了解民心民情民意，贵民安民利民养民恤民，如此方能上体天道。他们究天人之际，是历史规律由隐到显的揭示者，是历史规律由自发发挥作用到对之自觉加以利用的中介者。没有这种对历史规律的深刻认知与自觉利用，就产生不了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他们才被称为伟大导师,相比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反复强调无产阶级自发性与无产阶级政党自觉性之间的差别......”。

5、“.....‚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种划分实际凸显了党的领袖集团在思想与实践两个方面的关键性作用。当然，列宁没有进步论述领袖集团中领导核心的问题，但其本人因为卓越贡献成为了俄共布的领导核心。正是在列宁这里，党的政治领袖与党的思想领袖开始实现真正的合为。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尽管他们参与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国际第国际德国社民党等的相关活动甚至些创建与领导工作，但其大部分精力还是放在理论的研究与阐发上。特别是就德国社民党而言，尽管他们经常提供重要指导，但并非实际的政党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甚至在些主要问题上与马克思恩格斯意见相左。而列宁则既是列宁主义的创始人，又是党的最高领袖......”。

6、“.....在党的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受列宁主义影响更大更深，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也得到了进步的发展完善。中国共产党直强调自身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以及初心使命担当，强调‚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强调‚任何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百余年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党的领袖集团直致力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探索自身领导和执政的规律，探索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规律，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强调自身对于规律探索与理论创新所负的使命责任。党的领导核心在探索与把握历史规律方面尤其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中国共产党由之也形成了主要由领导核心发现规律深化认识推动理论创新的深厚传统通过持续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持续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就可以逐步达到对于真理的认识与深化对于规律的更为深刻完整把握。在这个过程中......”。

7、“.....同时也是规律性认识的教育对象，而党员干部则是把握规律的能动者与规律性认识的教化者。群众确实需要自己教育自己，但这种教育不是完全由自己进行，而必须有党的领导与有效参与。党实际发挥着真理教化的中介者的角色，类似于传统圣王的功能。共产党把握民意认知规律不是根本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更好地代表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此，这种主动的代表角色也极为鲜明地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主体性。而这正如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圣王基于对天道的感悟与理解，应该主动践行天道，行德治佑万民的逻辑样。在党的领导人的讲话与党的文献中，也经常引用传统文化的词句，比如‚民为邦本‛‚天下为公‛‚为政之要，以顺民心为本‛等等，此类引用也充分说明了共产党的人民逻辑与传统民本逻辑在较大程度上的相契性。也正是由于强调对规律的主动把握对于人民的主动代表，政党自身尤其领袖本身的素质能力就显得极为重要......”。

8、“.....结语纵观人类思想史，既有的思想观点固然往往难以改变，更难以改变的是积淀为无意识的深层思维逻辑。从这角度思考可以看到，正是上文分析的传统政治运作深层逻辑与共产党政治运作深层逻辑的相契，作为深刻的文化因素助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种相契当然不能做神秘化理解，而是具有深刻的现实基础。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与复兴的进程需要种能提供确定进步信念给人们以鼓舞和激励的历史必然性理论，需要个强有力的政党组织来领导中国现代化与民族复兴伟业，为广大民众的福祉而奋斗。归根到底，是历史任务决定了近现代以来的中国需要这样种以历史规律为最终依据，以政党特别是政党领袖为领导主体，以服务人民为根本宗旨的政治学说。而正是在这新的政治学说引入中国的过程中，传统政治思想以天道圣王与民心为核心要素的深层运作逻辑得以与之对接并有效发挥了思维铺垫作用。没有这样种历史的需要......”。

9、“.....此外，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相契并非相同，毕竟历史语境与时代条件存在根本差别，传统政治运作逻辑适应于传统农业文明，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在种新的现代文明的视域中阐发共产党的政治运作逻辑。深层逻辑的整体框架与构成要素虽然相互对应，具有相契性，但两种逻辑在内容方面却有质的区别。传统政治运作逻辑虽然包含着可以借鉴与时代化的思想元素，但毕竟归属于王权政治，根本目的在于服务专制王权，其产生与运作的社会形态早已终结。而共产党的政治运作逻辑则不仅超越了传统王权政治，也超越了资本主导的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着种基于唯物史观体现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政治形态，把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到个全新的高度。在这样种新型的政治运作逻辑中，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没有自己的私利，而是积极发挥先锋队作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充分保障人民主体地位，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没有这样种新型的政治运作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