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李大钊对民国以来的政党和政党政治是彻底失望的，并且持完全的否定态度。但痛定思痛，着眼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大局，李大钊仍然以乐观而富有理性的精神阐释了自己的政党理想，也就是政党观。概括起来，李大钊的政党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国家利益高于政党利益，政党产党的成立同为振兴中华的国民革命伟业，内心充满着希望。年月日，孙中山指定廖仲恺李大钊等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并请孙伯兰密电李大钊来沪会商改组工作。月日，正式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表示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所渴望吾党奋斗之成功，将系于此。年，李大钊抵沪就达次之多，平均每月次，面推进国共合作，面还进行专题学术演讲。年月，李大钊在向导发表普遍全国的国民党文，从理论上丰富了孙中山的建党学说，也完善了自己的建党思路......”。

2、“.....李大钊继续反思国民党的根本弱点。他指出，对国民党来说，推倒满州是个早熟的果实，反以延缓了国民运动的发育。自从第次革命后，国民党受了北洋军阀重大的打击，般懦弱的国民，不敢去参加国民党，国民党亦因此自懦，荒废了并且轻蔑了宣传和组织的工夫，只顾以武力抵抗武力，不大看重民众运动的势力，这不能不说是领导发言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党课讲稿宪之政治精神，无不寄于政党，是政党又为立宪政治之产物矣。可见，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但是，作为政治工具，政党要在宪政中合理合法有序地活动，要高扬立宪的政治精神，恰到好处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样，祸国的政党就可以变为国家能够倚赖的政党，从而造福于国家。显然，李大钊把政党利益同国家利益联系起来，以立宪精神指导政党活动......”。

3、“.....李大钊敏锐地抓住了这关键性环节，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第，政党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关系密切，文化的发展必将推动团体生活政党政治的进步。在对中国近代政党进行评判的思考中，李大钊痛切地感到，中国近代政党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形同散沙。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人类之社会的观念和组织的能力，和文化有相互的影响。文化高的民族，社会的观念和组织的能力，固然也高亦力之进步，又极可惊至于欧美社会方面，只要有两人以上的公同行动，就成个团体的组织都称之为。他们团体生活之习惯，几若出自天性，由小扩大，所以议会政党，亦都行之若素所有社会事业才能这样发达最近时代的劳动团体，以及各种社会党，组织更精密，势力更强大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十万人，以十万人之大活跃，而建设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是可骇......”。

4、“.....李大钊感到中国的落后近年来，人民厌弃政党已达极点，但是我们虽然厌弃政党，究竟也要另有团体以为替代，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运动以后，学生团体发生，俨然革新运动中之惟团体。其实学生虽有几许热心侠气，究竟还是团体的训练不大充足，其中缺憾正多。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年月，李大钊在团体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文中进步认为，中国政党政治的腐败，使人民厌弃政党已达极点，因为既入民国以来中国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都有人了，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学说必须要进行学理上的探究。就在李大钊请罗素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的年月底，他发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文。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是必然的，但是绝非易事，所以必须要做认真的研究。为了使般人民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应首先翻译各国最简明扼要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名著......”。

5、“.....因此，北京大学相继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者在启事中申明，这是个研究马克思学说，分工互助的共学组织前者的宗旨则说得很明白，集合有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正如启事所述，两个研究会对参加者的要求有所不同。社会主义研究会要求入会者有研究能力，可以互助的来研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提出，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至于对问题的根本解决，李大钊也并没有绝对化。他并不否认，在问题的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这里的准备活动自然就包括了有组织有目的的各种实践活动。问题与主义争论的关键所在是认识论问题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应当如何正确地认知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怎样使主义理论与实际紧密地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讲......”。

6、“.....他们向中国共产党人尖锐地提出了必须直面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既然问题如此复杂深奥，既然连安福派势力都可以利用民生主义研究会，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欺世盗名混淆视听，而此时的每周评论却又被军阀政府查封，这就迫切需要将对社会主义的理性探究坚持下去。在李大钊看来，最佳的选择就是在北京大学建立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团体，加强对社会主义的学理历史的翻译和研究。于是，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便及其革命活动的实践，作为个建党时期的地方个案，证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并未完全依循苏俄的模式。他们从中国北方的实际出发，根据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调整思路，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革命方略，努力实现自主建党。这是份宝贵的思想遗产......”。

7、“.....其中心就是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进步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尤其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下，李大钊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然而，他的认知理路却和其他早期共产党人不同。方面，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已经对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潮有所了解另方面，他从与时任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讨论中得到思想启示，更加重视从学理上对社会主义做深入的理论探究，更加关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方式。他们之间关于问题与主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这种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总趋向的展望，对各国社会主义特色和异点的强调，为各国社会主义者提供了条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认知理路......”。

8、“.....求其适合者行之，自然就会探寻出具有各国各民族不同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李大钊相信今社会主义既立在人类历史的必然行程上，有具有绝大势力的历史为其支撑者那么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环绕太阳的事实样确实了。他认为，社会主义作为种有力的政治运动在中国发生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至于要实现社会主义，他认为必须经过阶段，即政权的夺取生产及交换机关的社会化生产分配及般执行事务的组织。同时，他也认为，至若实现其手段，各不相同，有谓必须革命者有主张不必剧烈革命者有谓渐渐进行改专门限定北大教师同学，后者则不限，京内京外均可。李大钊和他领导的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实践中的思考和重要的理论活动，其中心就是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进步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尤其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下......”。

9、“.....然而，他的认知理路却和其他早期共产党人不同。方面，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已经对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潮有所了解另方面，他从与时任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讨论中得到思想启示，更加重视从学理上对社会主义做深入的理论探究，更加关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方式。他们之间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影响至深且远，大大超出了学界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发生在新式期刊每周评论上。从与胡适的讨论中，李大钊特别意识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殊重要性。他鲜明地提出，作为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登的启事中我们知道，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于年月日，李大钊的名字列于位发起人之首，足见李大钊对这个研究团体的重视程度。在以往的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