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而有助于行政审判的进行。行政诉讼法如此规定显然是对欧陆国家，尤其是法国行政法院法官选任的模仿，同时也是对当下大陆地区法官选任不做区别的种启发。再次，年行政诉讼法甫出台即已经用概括主义的方式界定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由于逻辑学上列举不能穷尽规律官制草案，形成了督察院与行政审判院并存的格局督察院以中国传统方式纠正官邪伸民怨，行政审判院受理行政诉讼，以近代司法手段救济民权。然而反观司法实践，行政法院并未能承载人们对其实现法治乃至宪政的殷殷期望，年至年的中国固然充斥着内战和外敌入侵，但在国民政府统治相对稳固的地区，行政权力或者说是国民党党权力过大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使得行政法院的运作被笼罩在难以独立的阴云之下。根据统计，从年到年的年间，行政法院受理案件总计件，平均每年约受理件，而在这件案件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原告败诉的又有件。相对于偌大个中国，每年发生的行政诉讼案件只有区区件，显然过少而相对于当时行政权力过大，并且权力仍习惯于傲慢思维的中国社会，多的原告败诉率又显然过高。由此诉讼制度的反思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行政法院建制是近代中国在西法东渐过程中的次有益尝试，至今仍在中国台湾地区发展延续。以行政法院为承担者的行政诉讼制度之不尽如人意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文本制度所造成的，这从当今台湾地区依旧沿用年制定的行政诉讼法尽管有所修订但未废止即可看出。因此，当中国大陆地区的行政诉讼制度举步有所艰难之时，回顾历史，观察过去制度的突出特点无疑是种智者的方法。首先，年国民政府组织法与年行政法院组织法确定了行政法院较高的地位，在权宪法的政制架构下，它与普通法院处于并列地位，均代表国家司法权的行使。该种司法权力配臵的直接好处便是强化行政审判者的特殊地位，在政制结构中加强了行政法院的对抗力量，并能体现行政审判的专业化特征，具有很强烈的试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行政诉讼实践论文原稿修订，后者分别于年月日年月日年月日年月日年月日年月日修订。对此，由于历次修订并无根本变化，笔者主要以年文本进行描述，个别制度确有较之以往不同者将注明文本依据年行政法院组织法第条年月立法院新修正行政法院组织法第条年行政诉讼法第条行政法院认为必要时得传唤证人或鉴定人。第条行政法院得指定评事，或嘱托普通法院，或其他官署调查证据案件数字来源于蔡志方行政救济与行政法学民书局年刊行，第页转引自李孝猛社会变迁与制度重构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现代化研究华东政法学院年第页中华民国政权去台后分别于年月日年月日年月日以及年月日对行政诉讼法进行修订，条文扩至条虽然年修改行政法院组织法时删去了要求研究民主义的条款，但此时距离国民党政权败逃台湾已经不远。试析南京国民政的悲剧性命运应是注定的。当分权理念未得多数人，尤其是权势者认同之时，当分权的政制结构远未建立，尤其是司法权威尚未确立之时，行政诉讼的实践必然充满艰辛的汗水和泪水，行政法院的建制也将成为场虚幻的梦境。另个对行政诉讼制度发展轨迹具有重大影响的是优势政治力量，尤其是占据行政权力之政治力量的活动。行政法院作为司法者，其建制本身意味着对权力傲慢的约束，但司法权在政制中却是相对孱弱的司法者的权威来源于共同体内部全体成员对法治以及司法者维护法治的信仰，而非政治力量的博弈。前述年行政法院法第条要求评事对国民党党义有深切研究，年修订该法第条改成对于民主义有深切研究者，由此可见南京国民政府司法党化色彩的严重，这也注定了行政法院无法公正地践行其制约行政权力犯了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方可提起行政诉讼。如此，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诸多权利便得不到行政诉讼程序的救济，毕竟另有规定的法律法规还是少数，遵循的仍然是列举主义的逻辑。最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诉讼判决的执行在今日大陆地区的学人看来无疑相当突兀行政法院作出判决之后要先交由其上级司法院，而后由司法院转交国民政府，通过训令的方式执行。因此引来不少批评，认为执行事务仍交给行政机关，后者又怎么会切实执行呢不过，笔者以为，来司法判决的执行本来便属于行政性质而无关司法属性，大陆地区将判决执行交由法院法官负责，设立所谓执行庭实为本末倒臵来在司法权威远未树立的国家，以司法权强行对抗行政权，尤其是低层级的行政权，这对司法权来说实属灾难。若将生效的行政诉讼判决在评事构成和资格上，行政法院内设两个或个行政审判庭，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须组成人合议庭，当中必须有名以上评事具备普通法官任职经历。评事任职资格为年满十周岁对党义有深切研究曾任国民政府统治下简任职公务员两年以上，而后又增加条件要求在教育部认可的国内外专科以上学校修习政治法律学科年以上毕业。可见条件较之普通公务员之严格。此外，南京国民政府只在首都南京设立行政法院，是唯的行政审判机关，各地并无分院行政院长为特任，既要管理全院日常行政事物，同时也兼任评事，担任庭庭长。行政诉讼程序对具体案件的当事人而言，诉讼是个流动的程序，当中充满了至关重要的细节，行政诉讼亦是如此。但作为种关照当代的历史梳理和考察，笔者无意进行种流水帐簿式的叙说，而将提取若干个几乎注定了所有新制度实践的短命，始自年终于年的平政院是例南京国民政府于年月开始的行政诉讼实践则是另外例。这将使充满理想的中国知识阶层不得不在希望与失望之间，背负制度之痛继续前行。在此，笔者无力承受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制度之殇，而仅仅依据年月颁布的行政法院组织法和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文本，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行政诉讼制度做简单梳理，以期得到点对仍行进于历史峡之后来者的启发。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诉讼制度并非建立在时的激情或对西方制度简单的拿来主义想象之上，而是清末以来仿行西方法治思潮的自然延续，因此其在组织形态上的先行者为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平政院年年。在宪法性渊源上，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条规定人民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的行政法院组织法和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文本，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行政诉讼制度做简单梳理，以期得到点对仍行进于历史峡之后来者的启发。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诉讼制度并非建立在时的激情或对西方制度简单的拿来主义想象之上，而是清末以来仿行西方法治思潮的自然延续，因此其在组织形态上的先行者为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平政院年年。在宪法性渊源上，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条规定人民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有陈述于平政院之权，第条规定法院依法审判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但关于行政诉讼及其他特别诉讼，另以法律定之年中华民国约法第条规定人民有诉愿于行政官署，及陈述于平政院之权年国民政府组织法第条司法院设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可见，行政审判机构的建臵始终是民国政日年月日以及年月日对行政诉讼法进行修订，条文扩至条虽然年修改行政法院组织法时删去了要求研究民主义的条款，但此时距离国民党政权败逃台湾已经不远。试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行政诉讼实践论文原稿。在评事构成和资格上，行政法院内设两个或个行政审判庭，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须组成人合议庭，当中必须有名以上评事具备普通法官任职经历。评事任职资格为年满十周岁对党义有深切研究曾任国民政府统治下简任职公务员两年以上，而后又增加条件要求在教育部认可的国内外专科以上学校修习政治法律学科年以上毕业。可见条件较之普通公务员之严格。此外，南京国民政府只在首都南京设立行政法院，是唯的行政审判机关，各地并无分院行政院长为特任，既要管理全院日常行政事物，同时也兼任评事，担评事对国民党党义有深切研究，年修订该法第条改成对于民主义有深切研究者，由此可见南京国民政府司法党化色彩的严重，这也注定了行政法院无法公正地践行其制约行政权力的使命。国民党作为当时中国的优势政治力量，无论其创始人孙中山先生还是党内诸多主张学习西方法治宪政者，并未在实际的政制建设中奉行法治理念，克制自身政治力量的运用，反而是全面渗透，力求控制整个政制结构，如此来，行政法院也便成了摆设。近代中国的转型未曾结束于近代，而是延伸至当代乃至未来。梳理历史，行政诉讼制度的构建便是这种转型的生动反映，南京国民政府的实践则为依旧处于转型之中的当下中国留下了无尽的反思与启示。注释张生中国近代行政法院之沿革行政法学研究沈大明民国初年关于行政诉讼体制的争论社试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行政诉讼实践论文原稿，有陈述于平政院之权，第条规定法院依法审判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但关于行政诉讼及其他特别诉讼，另以法律定之年中华民国约法第条规定人民有诉愿于行政官署，及陈述于平政院之权年国民政府组织法第条司法院设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可见，行政审判机构的建臵始终是民国政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审判组织南京国民政府依据年国民政府组织法设立行政法院作为行政审判组织，这也是中国第次在立法上使用行政法院词。在机构性质上，根据年公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第条，行政法院与普通法院同为司法机关，直接隶属于作为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院，故其职权应为司法权，这与直接受制于大总统的平政院有很大的不同，后者在性质上更倾向于行政机关。理为原则，言辞审理为例外，除非法院认为有必要或依据当事人申请，般仅仅依据当事人的材料进行书面判决。第条规定了行政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采行职权主义的审理方式，而非当事人主义在当事人举证之外，法院可以依据职权调取证据，可以传唤证人或鉴定人，甚至可以请求普通法院等其他机关调查证据。年行政诉讼法第条规定有种判决方式法院认为行政官署的行政处分完全违法，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可以作出撤消行政处分的判决认为行政处分部分违法的，可以作出变更判决认为原告诉讼请求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