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然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按照他的理解，农商各具其责，势本相济互用，官府榷税的原意不在筹措时之需，主要是为扼制豪强势力的过快增长，长远来看，厚农资商培植国本才是社稷长治久安的保证。与之相近，同时人汪道昆也在篇纪念榷官善政的碑记中阐释了农商交相重的理念先王重本抑末，故薄农税而重征商，余则以为不然，直壹视而平施之耳。日中为市，肇自神农，盖与耒耜并兴，交相重成法，失于偏颇，则终会造成国与商俱病的结果。既然应付上供已在所不免，即有士大夫从均平天下税赋的角度来解释关市的设臵古之圣王均天下之才，以顺天下之功，谓士税其才，农税其收，工税其艺有贱丈夫者计利之心炽，驾轻舟以网方之利是以朝廷既设税课司局以司市厘，又设钞关以征行商这种论述依然重申国家设关立市旨在挫抑奸商垄断......”。

2、“.....宽严相适。万历时曾任吏部尚书的张瀚亦总结了古往今来的榷征政策，他写道古者圣王重本抑末自汉武用弘羊计，臵均输官，笼天下之货又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仕宦为吏，重赋税以困辱之。自后作业剧而财匮复弛商贾之律，令佐国家之急唐初制租庸调外无征，法网疏阔复以宦者为宫市使，命白望数百，抑贾人物，名为市之，实夺之也。宋惩唐弊，臵杂买务迨安石秉政专以富国为心。富商巨贾，皆疑畏骇愕，目视不敢动，而贸易之意穷矣。正因为明代士大夫能够意识到商税对于扩大财源以增进国家和地方收益的重要作用，故而他们在征缴方式及其与农赋的关系上，提议嘉靖初林希元敷陈治道，其财用款下写富商大贾坐牟大利而分文不输官，若税之以宽民力，独不可乎今富人避赋役而不殖产，并力于市坊以牟利于方者皆是，若榷之以稍代农征，亦抑末趋本之意也。这些主张在反映社会现况的同时，也是从另侧面对古代注重均平思想的种因应时需的诠释......”。

3、“.....然在实施操作中要因地制宜公平征缴，于农于商都不可重困偏累。他贯倡导国家在赋税政策上应向以农民为主体的弱势群体倾斜，不该放纵商贾夺利害民。同时其也注意到商税收入对于减轻农民负担及拓宽国家财源的积极意义，但富商大贾又难免有专擅利权损国伤民之嫌，因此官府须权量各方利弊，善识低昂之法税之于商，先王之以敦本裕民，而持轻重之衡以低昂淳黠者以宽农田之税，仁之术，义之正也商贾贸贩之不可缺也，民非是无以通有无而赡生理，虽过徼民利，而民亦待命焉。而如果执政者处措得宜，那么农商兼利亦非不能。早在王夫之之前，嘉靖年间张居正就此有过段精彩明代士大夫对商税征收的认识论文原稿，黄仁宇十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北京联书店，赵轶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论纲，载古代文明年第期。丘浚大学衍义补，影印文渊阁库全书本张萱西园闻见录......”。

4、“.....影印文渊阁库全书本佚名北新关志丛钞，王其煌顾志兴标点，载孙忠焕主编杭州运河文献集成第册，杭州杭州出版社，张瀚松窗梦语，盛冬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焦竑澹园集，李剑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黄珅等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李东阳怀麓堂集，影印文渊阁库全书本萧良干拙斋十议，北京中华书局，明世宗实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孙旬皇明疏钞，续修库全书本丁廷楗等徽州府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余丽元石门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李应升落落斋遗集，库禁毁书丛刊本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文章等增城县志，天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的认识，关于关市建臵缘起，他们大都重申其防奸除暴控遏垄断的古意，在可以满足政府正常开支情况下......”。

5、“.....然从崇本抑末杜绝专利的角度说，征商有助于缓解农劳，减轻农负，故而明代士大夫看待商税问题时，又多有适当调节农商关系以均平赋役的考虑。同时，他们也能体会到商税借以资国济民的价值功用，且把商人作为社会普通员与其他庶民样平等同视，指出设关立市旨在互通有无，裨益民生，绝非徒为剥削百姓，敛财攫利，更谈不上抑制阻断商贸往来。为保障商人日常生计，保证国家财政需求，明代士大夫在商税政策上几乎致主张常怀仁惠之心，寓抚于征，无论对商对民均体宽恤。他们批评机构冗迭重复勒索等病商苛政，提倡爱养民力，取用有节，并建议强化榷政监管，慎选官吏，严稽详考，重惩贪渎，裁免浮费，以期达到官府与商民双赢共利之效。明代士大夫的征商观念是对中国古代榷税思想继承中的发扬，他们在强调防范民众汲于逐末而损害生产的同时......”。

6、“.....懋迁有无以流通天下，此利也。为商之人，心多巧枉，聚商之处，俗必淫靡，此害也。综观该书阐述的改革意见，大体上是希望把商税收入愈加有效地纳入国家财政统管理，并在体制上合法给予商人定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其主张商人按资产收益分等治之，志在平抑社会财富，既反对税则过高损害中小商人，又要求政府强化对大商人的监督力度，警惕他们嗜利聚敛，败坏世风。复就明代商税收益而言，前期其在国家财政岁入总额中所占比例并不算高，如正德时曾任户部尚书的王鏊称正统以前，天下岁征税粮折银十万千余两户口商税，除折米外，并船料钞折银可得十万千余两两淮盐场盐课银，岁不下万数千两各处税粮折征，共百万余两云南闸办万余两各钞关船料万余两马草折征十万余两盐课折征十余万两。每年入数共百十万两。之后榷关收入渐次增多，万历中崇文门及处钞关原额并增摊每年本折共银十万千余两。且此时海禁已开，商贾远贩东西洋，其势方兴未艾......”。

7、“.....商税总数照以往当较有明显提按照他的理解，农商各具其责，势本相济互用，官府榷税的原意不在筹措时之需，主要是为扼制豪强势力的过快增长，长远来看，厚农资商培植国本才是社稷长治久安的保证。与之相近，同时人汪道昆也在篇纪念榷官善政的碑记中阐释了农商交相重的理念先王重本抑末，故薄农税而重征商，余则以为不然，直壹视而平施之耳。日中为市，肇自神农，盖与耒耜并兴，交相重矣关市之征，不逾什，要之各得其所，商何负于农盖厉商则厉农，商利而农亦利矣。在其眼里，农商关联紧密，难分轻重，若能操持有方，各取优长，两者必将同成为国家税收的有力来源。张居正和汪道昆虽都顾虑到商贾持赢役贫或垄断作俑的危害，但他们体察农商关系时并未单纯停留在诸如厚农抑商等把者对立起来的般话语模式内，而是从商业发展的现实出发力求于本末间作出适当调整并对之视平施，使彼此均与当时社会既有体制达成互惠共荣......”。

8、“.....明代士大夫的征商观念在对中国古代榷税思想的继承中也有发展，从国回顾了明初以降征商由简至苛的历程，痛心于客商遭到惨酷盘剥，其不仅对商人与平民视同仁，还充分意识到兴商利国的积极作用，未把抑末与通商完全对立起来。同时人巡抚河南都御史徐恪也议及严禁约以惠商民，他同样表达了商人亦是普通民众，实应体均恤的观念或者以为，朝廷工作，不取之于商，则未免取之于民，与其取之于民，不若取之于商，然商亦民也。同理，丘浚也指出堂堂朝廷本该大公无私，不可与民争利，在讲到竹木抽分时他说商贩无常，难为定数，后来者务逾前人之数以侥能名，岁增岁，无有纪极。窃恐后来之难继，商贾折阅，兴贩者不至，而官与民两失其利。当时内阁学士李东阳亦从课税角度详论国家与经商民众的关系，认为两者本应相济互利，万不能为益上足供而损下虐民，由是倡议宁少羡余之利，而不可使商贾有失业之憾......”。

9、“.....正因商者，民之耳。持商民同体理念的还有明末的吴太冲，他提出榷政当裕国课佐缓急惜商力国家不能无不足之时，始加赋于地，浸加于商忧国者，谓加商犹愈加吾民也。前述诸多观点，均，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明代士大夫对商税征收的认识论文原稿。两京则有宣课司之设，而府州县则有税课局之设，鱼课则有河泊所之设，盐铁则有场冶之设，至于木竹有工部抽分厂之设，舟船有户部钞关之设，其取利于民，极为纤悉而周密矣。嘉靖时太监李能请于山海关榷商，刘颖以戕民生祸，极力阻止，主事邬阅亦针对此事劝诫。在他们的坚持下，嘉靖皇帝终收回成命。可见滥设关卡重复征商已成为当时导致民生困疲的重要原因，时人萧良干亦明白指陈嘉隆以降法密商困的现状钞关之差，自嘉隆以来，法亦愈密，任亦愈重矣今法度严密之后，其患常在苛苛则课入所由多，才名所由起其不至于病商而耗国者几希,万历朝派遣矿监税使，不遗余力搜刮社会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