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使其相互发明印证，进而得出客观公允又新颖独到的结论。如关于大唐藏取经诗话的成书年代问题，历来说法不。张先生大唐藏取经诗话成书年代考论文遍举鲁迅王国维胡士莹等学者及各种文学史著作的观点，对势成鼎足的宋元说南宋说晚唐代说等予以反思，从对以往研究者所依据的材料及论证逻辑人手辨新纠谬，又以文本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方式考察其成书的上下限，据取经诗话中藏人大梵天王天宫时接受是否会讲法华经的考验节，参以代宋元明佛教事略中试经度僧制度的文献，以惟北宋所试经，率为法华经为据，确定取经诗话成书年代的上限不会早于北宋前期据取经诗话中取经烦猴行者这重要变化，参以榆林窟唐僧取经壁画等取经烦猴行者的其他各类文献，确定其成书年代的下限不会晚于南宋初年。该文通过文本内证与外证相结合判断取经诗话成书的确切时段，虽然并不能考定它的绝对年代，但是根据目前所见的资料......”。

2、“.....张先生在文献考辨方面的特色，学界同人有非常中肯的评论考论所考，重点不在发掘新材料，而在旧材料的梳理与辨析。作者的梳理工作相当细致，前辈及今人的成果多在视野之内，从而为辨析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而其辨析工作则思路清晰，充分显示出逻辑的力量，使旧曲翻出了新调。发现新材料，从而发现新问题，得出新见解，更多地靠的是运气而在旧材料中发现新问题，得出新见解，则更多依靠的是眼光。这些可谓深得作者之慧心的评论，虽主要是就西游记考论红楼梦考论而发，但无疑也适用于张先生对其他几部古典小说的研究。在古典小说研究领域，纯粹的文献考证足以自成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史学研究毕竟不能等同于文学研究，若能将文献考证与文学研究相结合，既避免文献研究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的弊端，又能赋予相对空灵的文学研究以扎实细密的学术品格，无疑是更理想的研究路径......”。

3、“.....批评说有些人对作家生平的探索作品字句的解释是曾经引经据典，以全力来苋集史料，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的，但却没有能够根据这些已经取得的成绩，更进步，走进作家们精神活动的领域，揭露他们隐藏在作品中的灵魂。吴组缃先生和吴小如先生也持相近的看法。齐裕焜先生说锦池和我都是吴门弟子，我们都师从大吴先生和小吴先生。小如先生要我们义理考据辞章者必兼而有之组缃先生则进步认为单纯的考据是必要的，但更提倡要把考据和研究作家作品的思想艺术结合起来。锦池的考论就是走大吴先生和小吴先生所指引的路子。张先生对文本的深刻体察与精到解读，缘于其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也来自其丰富的生活知识与深刻的人生感悟。他生多艰，早年以孤伶之身浪迹上海滩头，后因个性耿介和家庭原因而在历史洪流中备受打压，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体会颇深。北大的学习生活开启了他以吴组缃先生为楷模的学术生涯......”。

4、“.....如是，张先生对古典小说包括红楼梦的解读，不仅融入了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独到体察与无限感慨，更将这切上升为生活哲学，再从生活哲学进入到艺术哲学，他是红楼梦及其他古典小说名著的真正解味者。文献考辨古典小说研究的史学维度文本细读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对文本做出客观公允合情合理的分析。如果同时借力于文献考辨文化阐释，并将者有机结合，阐释效果方可能达到最佳。古典小说名著在成书与传播过程中，累积了堪称海量的各类文献，研究者竭泽而渔地搜罗整理固然不易，准确辨析合理解读这些文献更是研究成败评价高下的关键。考论并不以新资料的发现见称，然凭借张先生眼明如炬，心细如发读书精细，目光射的锐敏，反而表现出对习见资料的新见及相关问题的创见，考辨方法中亦体现出诸多可借鉴之处。考论中不乏纯粹考据性的文章，此类篇什多具思路新颖而论断精辟的特色......”。

5、“.....认为水浒传中的征辽故事是伪墨，乃后人所加，并从蓟州的归属鲁智深的两个偈语宋江何以参禅台山梁山泊与蓼儿洼的位臵征辽后百单将何以个未多个未少，以及若将征辽征田虎征王庆故事拿掉不仅不影响全书的逻辑性反而使全书的逻辑性更严密等问题上加以考证，以独到的眼光与严密的推理，仅从文本内部取证而不依赖于任何外部新见材料，就使这问题成为定案。再如红楼梦作者考曹雪芹生年考大唐藏取经诗话成书年代考论西游记版本源流考论等文，亦以独特的观照角度审慎的文献考辨，从常见的文献资料中发现和解决些被忽略的重要问题。曹雪芹生年考文，首先指出曹雪芹生年问题众说纷呈难成定论的原因，研讨曹雪芹的生年问题，便先推断其卒年，再推度其享年，然后推算之，已成为专家们的思维定势，致失之交臂而已继而根据红楼梦研究者反复引证的条脂批，推断曹雪芹生于康熙十年戊戌。这考证成果如今已为多数研究者所认可......”。

6、“.....是比较接近实际的。正是基于还原的批评理念，张先生对红楼梦等文人独创型小说的研究，注意从作者的生平个性与当时的思想文化状况人手进行释读，尤其关切当时文化思潮经由作者精神化合后之于作品思想意蕴的影响。如论红楼梦与启蒙主义人性思潮略论红楼梦形象体系内部构成的特点及其代表人物李贽的童心说和曹雪芹的红楼梦等文，认为曹雪芹继承并发展了李贽的童心说，将童心看作天赋予人的美德，而实之以自由观念和平等观念，如是而将具有童心的真人童心虽障而未全失的人物失去童心的假人作为其笔下形象体系构成的大要素，以父与子的矛盾亦即失去童心的假人和具有童心的真人的矛盾作为作品的基本矛盾。这使他的人性论进入近代人性论的范畴，他笔下的主人公也就成了新世纪的传令官，作为其载体的文本进而具有了启蒙主义晨曲的特质。这些论断将红楼梦的思想性质与代表明清时期人文主义思潮高峰的童心说相绾结......”。

7、“.....得出的结论就更为切合文本与历史的实际。其中李贽的童心说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以童心说并结合作品形象体系的内部构成去论说红楼梦的人性论和作品思想性质的文章，从而也为市民说提供了个新的思路。刘勇强先生评价张先生治学特色说张先生既拥有他那辈学者的平实稳健，同时又始终保持着新锐的理论思考。这种新锐的理论思考不在于使用了什么生涩的新名词新术语，而在于坚持从小说的实际出发，发现具有普遍意义或理论深度的现象并加以新的概括。诚哉斯言，张先生对红楼梦文化意蕴的阐发也具有这样的学术品格。对于世代累积型小说，因有成书过程题材演变及作者编创策略等诸多繁杂因素的各种方式的渗入，问题更为复杂。顾颉刚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说我们可以知道件故事虽是微小，但样地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时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凭藉了民众的情感和想像而发展......”。

8、“.....在文本细读文献考辨的基础上，对世代累积型小说进行思想文化层面的理论阐释。如关于孙悟空形象的原型问题，主要有国产进口混血种说法。张先生论孙悟空形象的演化文指出，这种观点有个共同的缺失尽管也谈孙悟空形象的演化，可实际上却不是沿着孙悟空形象的自身轨迹，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致力于去作纵向的探索，并从而注意其与横向的联系而是远离孙悟空形象演化的自身轨迹，无意中把孫悟空的整体形象变成拆碎了的宝楼台，用经学式的考证方法，致力于去考察其处与形象的异同点，以致在横向的探索中流连忘返。进而指出，要解决孙悟空的血统问题，必须研究孙悟空的形象孕育于什么思潮，发展于什么思潮，定型于什么思潮。由此出发，对相关文本文献予以梳理分析考辨，得出如下结论孙悟空这形象孕育于道教猿猴故事的积累，其文化原型是来自道教猿猴故事的修炼猿，而非来自佛教猿猴故事的听经猿......”。

9、“.....孙悟空形象演化的思想轨迹是由道入释，佛教思想对民众的影响非道教所能比，孙悟空血管里注入了中国民间佛教思潮的血，也渗入了我国儒家思想的血孙悟空形象定型于个性解放思潮的崛起，随着取经故事越来越壮观，孙悟空的血型就成为教混而以佛教思想为其主要色彩的血型。因为这些结论皆以文本细读与文献考辨为基础，加之富于理论色彩与辩证精神的精彩论证，所以已经为多数研究者所认同和接受。齐裕煜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中关于孙悟空形象演化的论述，特别注明主要参考张锦池同志的论孙悟空的血统问题文张燕瑾吕薇芬两位先生主编的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明代文学研究中则作为孙悟空形象国产说中最重要的家予以述评。古典小说研究的基本维度及方法论意义论文原稿。张先生对文本的深刻体察与精到解读，缘于其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也来自其丰富的生活知识与深刻的人生感悟。他生多艰，早年以孤伶之身浪迹上海滩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