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对于受贿案件来说，外部性对于量刑的影响极大，这是值得注意的。我国贪污受贿罪量刑问题的原因分析在理论研究的层面，贪污罪与受贿罪亦存在很大的不同。首先，贪污罪的客体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以及公共财产所有权而受贿罪的客体仅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在客体上，贪污罪为复杂客体而受贿罪为单客体，保护客体的不同应当在量刑中有所体现，方为合理。而客观方面上，由于两罪涉及的犯罪行为完全不同，所以客观方面自然是截然不同的。可见，上述学者的观点都是在我国现行的贪污受贿犯罪并轨制的体系下，进行体系内的微调。以分离制为基础的贪污受贿罪规制模式构想如前文所言，贪污罪与受贿罪保护的法益不法内涵责任程度量刑情节都存在诸多差别，应当在立法上有所区分。另外，贪污受贿犯罪的并轨制立法模式实为我国特色，纵观各国刑法对贪污受贿犯罪皆采取分离制的立法模式，比如荷兰刑法典中，贪污处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罚金，而受贿罪根据是否履职和是否涉及司法正义分处个月到年以下不等的有期徒刑。澳大利亚刑法典中，受贿罪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贪污罪处年以下有期徒刑。更有比利时刑法典德国刑罚典美国模范刑法等各国刑法典，皆采取分离制模式，无例外。国内的比较法研究也曾着眼于此，刘守芬许道敏教授对日本法律进行了研究，指出日本刑法中的受贿罪区分请托和未请托，第者供贿斡旋受贿等等，事实上论述了别国立法对贪污罪与受贿罪采取分离制且更为细化等诸多事实。邓若迅教授也指出英国贿赂法的改革历程和分离规定。贪污罪与受贿罪法定刑区分的实证研究论文原稿。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立法不可能做到如同机器般死板，法律文件往往设定了定的自由裁量空间，此时刑事政策因其具有定的灵活性，得以在立法与现实情况之间斡旋。更重要的是，法律必然具有定的滞后性，刑事政策的调整能够做到立法重构和法定刑调整都无法做到的及时性，刑事政策可以及时反映国家的，顺应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导向。因此，他们往往就刑事政策应当又严又厉还是严而不厉是否应当抓大放小等问题作出讨论，但是刑事政策毕竟不是法律，它所能做的非常有限，不过是在现有立法的体系下做出轻微的调整，无法跳脱法律的规定，无法根本性地解决愈趋明显的量刑差距问题，而如果过度夸大刑事政策的作用，则容易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损害法律的稳定性，出现结果的不统性。摘要本文针对国内刑法目前贪污罪与受贿罪采用的并轨制刑罚立法模式，以案例为基础该模式实证研究带来的问题，兼通过理论研究贪污罪与受贿罪在外部性轻重违法成本等方面的区别，研究现有其它方案的缺憾，试图以贪污罪与受贿罪法定刑分离制为基础，作出制度构想。关键词分离制并轨制贪污罪受贿罪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贪污受贿犯罪作为个高发罪名，直是我国立法与司法关注的焦点，也是刑法学界关注的重点。年月开始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步明确了个量刑档次的具体数额，但现行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是否因此而消失，需要从司法实践中进步考察，进行实证上的研究与归纳。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立法不可能做到如同机器般死板，法律文件往往设定了定的自由裁量空间，此时刑事政策因其具有定的灵活性，得以在立法与现实情况之间斡旋。更重要的是，法律必然具有定的滞后性，刑事政策的调整能够做到立法重构和法定刑调整都无法做到的及时性，刑事政策可以及时反映国家的，顺应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导向。因此，他们往往就刑事政策应当又严又厉还是严而不厉是否应当抓大放小等问题作出讨论，但是刑事政策毕竟不是法律，它所能做的非常有限，不过是在现有立法的体系下做出轻微的调整，无法跳脱法律的规定，无法根本性地解决愈趋明显的量刑差距问题，而如果过度夸大刑事政策的作用，则容易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损害法律的稳定性，出现结果的不统性。贪污罪与受贿罪法定刑区分的实证研究论文原稿。可见，上述学者的观点都是在我国现行的贪污受贿犯罪并轨制的体系下，进行体系内的微调。以分离制为基础的贪污受贿罪规制模式构想如前文所言，贪污罪与受贿罪保护的法益不法内涵责任程度量刑情节都存在诸多差别，应当在立法上有所区分。另外，贪污受贿犯罪的并轨制立法模式实为我国特色，纵观各国刑法对贪污受贿犯罪皆采取分离制的立法模式，比如荷兰刑法典中，贪污处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罚金，而受贿罪根据是否履职和是否涉及司法正义分处个月到年以下不等的有期徒刑。澳大利亚刑法典中，受贿罪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贪污罪处年以下有期徒刑。更有比利时刑法典德国刑罚典美国模范刑法等各国刑法典，皆采取分离制模式，无例外。国内的比较法研究也曾着眼于此，刘守芬许道敏教授对日本法律进行了研究，指出日本刑法中的受贿罪区分请托和未请托，第者供贿斡旋受贿等等，事实上论述了别国立法对贪污罪与受贿罪采取分离制且更为细化等诸多事实。邓若迅教授也指出英国贿赂法的改革历程和分离规定。者大为不同的量刑结果反映了量刑时法官对于贪污受贿罪做出的不同区分。然而这样的区分由于量刑并轨制的存在并没有法律上的标准，所以存在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年月日张中生受贿案审宣判，判决张中生死刑，这量刑结果则反应了除涉案金额外，其他影响因素对于贪污受贿案件量刑的影响，被告人长期插手煤炭资源整合煤矿收购兼并煤矿复产验收工程承揽等经济领域，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健康发展。此量刑考量也应证了宏观数据分析的结果，即对于受贿案件来说，外部性对于量刑的影响极大，这是值得注意的。我国贪污受贿罪量刑问题的原因分析在理论研究的层面，贪污罪与受贿罪亦存在很大的不同。首先，贪污罪的客体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以及公共财产所有权而受贿罪的客体仅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在客体上，贪污罪为复杂客体而受贿罪为单客体，保护客体的不同应当在量刑中有所体现，方为合理。而客观方面上，由于两罪涉及的犯罪行为完全不同，所以客观方面自然是截然不同的。在实际操作中，法官在审理受贿案件时量刑受到贪污罪法定刑量刑阶梯的限制，使得量刑结果有不能真实反映犯罪程度的可能性。所谓的依靠影响因子的不同进行调整也存在着法官各自不同的解释，难以统标准。我国贪污受贿罪量刑现状的个案分析宏观数据整理分析可以展现出当下贪污受贿案件量刑的大体走向，而微观的类似个案进行对比则更可以直观地展现贪污受贿量刑并轨制所存在的问题。以李贪污案和朱家栋受贿案为例进行比较，以小见大，可以发现些问题。上述两个案件的涉案金额较为类似都在万元左右，者职务级别也相仿，均为乡级正职，在判决理由中，涉及加重减轻情节也比较相似，然而判决结果却大为不同。李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年，并处罚金万元，而朱家栋则被判处有期徒刑年并处罚金万元。贪污罪与受贿罪法定刑区分的实证研究论文原稿。在量刑情节上，贪污罪般的量刑情节仅涉及其所贪财产的用途去向，如赃款有特别之用途，则可能形成加重情节。而受贿罪的量刑情节相对来说则更加多样化，尤其是受到外部性的影响较大。这也可以在所得到的公式中看出，两者在量刑情节上的不同，所以并不适宜使用并轨制进行量刑。贪污受贿罪量刑模式现有研究及其缺陷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许多学者尝试提出了解决方案，主要集中于立法重构，法定刑调整，刑事政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在实际操作中，法官在审理受贿案件时量刑受到贪污罪法定刑量刑阶梯的限制，使得量刑结果有不能真实反映犯罪程度的可能性。所谓的依靠影响因子的不同进行调整也存在着法官各自不同的解释，难以统标准。我国贪污受贿罪量刑现状的个案分析宏观数据整理分析可以展现出当下贪污受贿案件量刑的大体走向，而微观的类似个案进行对比则更可以直观地展现贪污受贿量刑并轨制所存在的问题。以李贪污案和朱家栋受贿案为例进行比较，以小见大，可以发现些问题。上述两个案件的涉案金额较为类似都在万元左右，者职务级别也相仿，均为乡级正职，在判决理由中，涉及加重减轻情节也比较相似，然而判决结果却大为不同。李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年，并处罚金万元，而朱家栋则被判处有期徒刑年并处罚金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