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因此，这里的遇是单向度的，不是两个对象互相相遇，是方完全被动的等待另方的选拔青睐奖赏。王充对这种情况的描述，应该是代表了传统中国士人的尴尬处境，这种尴尬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贤也，并出周国，皆见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饿死。以这些历史上的案例为基础，王充总结道人主好恶无常，人臣所进无豫，偶合为是，适可为上。合幸得进，不幸失之。品德与际遇传统儒学往往认为个人的品德与其政治际遇有所关联，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先王先圣，都是德位相配的而后来由于儒家之道不能行于天地之间，儒家的圣贤有德而无位，如孔子孟子，在后世儒者心目中，孔孟有德而无位的事实，对于儒家之道的推行实在是莫大遗憾。因此，后世儒者总是希望回到有德有位的代政治中，在这理想主导下，几千年中，儒者都希望有德之君子圣人担任政治职务掌握政治资源，以推行儒家之道。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更多的是统士人的无奈......”。

2、“.....凡人遇偶既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夭寿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王充将个人的人生际遇与命运的偶然性关联，而排斥了德性品质能力等主观能动性的因素，呈现了种宿命论的倾向。为了论证逢遇的偶然性，王充采用了历史归纳法来论证士人尴尬处境，也就是通过历史上的具体人物事例之罗列来说明其观点的恰当性。在逢遇篇里，王充再强调士人政治上逢遇的偶然性，并通过列举不同历史事例来说明之。为了说明这种偶然性，王充先是依据德性能力和君主两个核心要素划分出两种情况，是异操同主型，指的是同个君主用不同的方式对待具有不同品德能力的人，伍员帛喜，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员诛死。此异操而同主君子有德必有位论文原稿必然地与其现实处境关联，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必卑贱。关于才高行洁和能薄操浊的差别，既有先天禀赋的原因，也有后天修养的原因......”。

3、“.....换言之，王充感兴趣的问题是具有较高品德能力的士人君子是否定能够获得较为尊显的政治地位关于这现实人生问题，王充的答案是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个人的品德能力与政治际遇之间不具有必然性的关联，而是种偶然性的关联，这种偶然性的关联就是遇，也就是人们不得不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人，君主的喜好决定了士人能否得遇，这是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务，个体在能否逢子的个人努力之外，运气高级官吏和君主的赏识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在逢遇篇里，王充将传统士人的尴尬被动处境较为清晰的呈现出来，也展现出君主专制時代士人的无奈。当然，在君主专制时代，也有高迈之士对于现实际遇不以为然，比如同在汉代比王充稍晚的张衡就提出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详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张衡对于德智与禄位的认知，就呈现为另外种气象......”。

4、“.....品德与际遇传统儒学往往认为个人的品德与其政治际遇有所关联，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先王先圣，都是德位相配的而后来由于儒家之道不能行于天地之间，儒家的圣贤有德而无位意义，或许就没有如此怨怼，作为思想家的孔孟远比担任种官职的孔孟要更加具有影响力。儒者对于社会的贡献，不仅仅只能通过拥有定的政治权力才能发挥，还能通过更为广泛的途径和方式来展现，如思想上的引领生活上的典范风俗上的教化等等。第，王充解释了德位不称的现实原因在于士人逢遇的偶然性。因为在君臣关系中，君主完全占据主导性，臣民处于从属地位，只能靠运气来获得政治地位。从历史上来看，虽然隋唐以后，科举考试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问题，但从历史来看，在专制体制下，这种偶然性的因素依然很大。就逢遇的偶然性来说，王充这里将个人的发展诉诸于命运，这与他哲学思想中疾虚妄的理论品格是不相融洽的......”。

5、“.....是具有立论论证结论完整结构逻辑严密的篇论文，全文以描述现象开始，以分析原因承接，继而以历史论据予以论证，最终得出结论。逢遇篇对于士君子的政治境遇的分析，在传统社会中有定的代表性，对于君臣关系君民关系有着定的解释力同时，王充的结论也与人们对德位相称的般认知有所不同，对于我们分析传统思想中的德位关系有着思想资源的意义。通过对王充逢遇论的文本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第，王充的确揭示了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种现象，那就是在公共性官职上的德位不称，有德有才的人不定能得到恰当的展现和合理的运用，个人的品德能力与实际所被认可的政治地位不相匹配。应该说，这遇，不遇，亦其自咎也。王充认为，世俗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不能将不遇归结为士君子个体的咎由自取，他分析道世主好文，己为文则遇主好武，己则不遇。主好辩，有口则遇主不好辩，己则不遇。当个人学文时，君主喜武，而当学武时......”。

6、“.....君主喜欢行动之士，而当成为行动之士，君主又有可能喜欢善辩之才。君主的好恶，完全不是士人们所能决定的，故而遇与不遇完全成了个被动性偶然性的命题。我们知道，士人具备什么样的才能与君主喜欢什么样的才能，偶合的概率很高，历史上毕竟还是有很多有才干的人在政治上脱颖而出。王充之论，其意似不在此，而是在为那些不遇之士进行辩解，因为人们毕竟不能是看功利结果而不是看品德才能，因不遇而毁之，是据成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审才能也。由此可见，王充撰写逢遇，大概有两个目的，是分析概括遇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是批评时人的功利主义眼光，只看现实的结果，而不是看人们是否真的有才能，这也是为自己抱才而屈所做的种辩护。君子有德必有位论文原稿。摘要王充在传统德位是否相称的问题意识下，提出自己的逢遇论，將君子士人的政治际遇诉诸于偶然性，批评了时人贤人可遇，不遇，亦其自咎也的狭隘观点......”。

7、“.....王充对当时的政治现实进行了定的揭示，并反映了传统士人在政治命运上的被动性和不确定性，具有积极的思想史意义。但王充将君子是缺陷了。王充的逢遇论正是体现了冯契先生所指出的这缺陷，即将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际遇完全归之于命运的偶然，展现了王充思想的内在矛盾。这也说明，思想家在对宇宙人生性与天道等普遍性问题的洞察力与其对自己个体生活际遇中的感受，也有可能是不匹配的。按照王充自己的说法，他的这论断是针对世俗之议而发的，他说世俗之议曰贤人可遇，不遇，亦其自咎也。王充认为，世俗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不能将不遇归结为士君子个体的咎由自取，他分析道世主好文，己为文则遇主好武，己则不遇。主好辩，有口则遇主不好辩，己则不遇。当个人学文时，君主喜武，而当学武时，可能君主又喜文了当个人具有辩才时，君主喜欢行动之士，而没有得到应该有的政治地位，后人不甘......”。

8、“.....到了清代雍正年间，曾静还宣称皇帝合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上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季皇帝该吕留良做。如今却被豪强占据去了。曾静的这段狂话，其实也还是传统儒学德位相称的翻版，是对儒家所耿耿于怀的德位不称问题的极端表述。实际上，如果人们能排除权力本位的思想，从思想影响力等角度来认知儒者的社会政治意义，或许就没有如此怨怼，作为思想家的孔孟远比担任种官职的孔孟要更加具有影响力。儒者对于社会的贡献，不君子有德必有位论文原稿主地操控那些被动性偶然性的情况，所以如果不遇也不能归咎于没有才能品德低下，反过来，那些逢遇的人也未必品性端正能力出众。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王充得出关于遇的结论性观点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为遇......”。

9、“.....世俗之人对于人才的评价，完全是看功利结果而不是看品德才能，因不遇而毁之，是据成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审才能也。由此可见，王充撰写逢遇，大概有两个目的，是分析概括遇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是批评时人的功利主义眼光，只看现实的结果，而不是看人们是否真的有才能，这也是为自己抱才而屈所做的种辩护。于两种情况中，是自认有德有能的士人君子能否获得权位，以便施展其才华和抱负是占据种职位的人是否具有与之相匹配的品德与能力。关于后者，荀子曾说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如果人们没有定的品德和能力，就不能胜任种职位，否则就会招致祸患。而关于前者，则更多地体现为人们对于政治际遇的抱怨。儒家认为，个人如果具有很高的德性与能力，就应该在现实生活中拥有定的权位，否则就是怀才不遇的德位不称。关于怀才不遇的德位不称问题......”。